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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捕為什麼放過陳范，逮捕程吉甫呢？因為，他們想先捉拿一個財務人員，發出警報，讓其他人有充足的時間聞訊而逃，然後藉口被逮捕的人對案件無關緊要，對他從輕發落。這樣，俞明震既達到了保護革命黨人的目的，又可以向上司交代。這是清朝官場慣用的伎倆，現在被俞明震用在了蘇報案上。
程吉甫被抓走後，陳范繼續逗留在報館中，直到當天晚上才跑到愛國學社的宿舍躲了起來。7月3日夜晚，陳范逃亡日本。
29日巡捕到《蘇報》館抓人的時候，陳范就派人到愛國學社通知章太炎。章太炎說：“我們幾個正在愛國學社工作，工作沒做完，我還不能走。”有人就勸他先找個地方躲起來，章太炎根本聽不進去。29日和30日，章太炎都在愛國學社正常工作。30日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好幾個巡捕來到愛國學社，章太炎正在帳房算帳。巡捕向他出示了拘票，要逮捕他，還問學社裡有沒有拘票上的其他人。章太炎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其他人都不在這裡，只有一個章太炎，章太炎就是我。”巡捕就抓住了章太炎。章太炎要求回宿舍攜帶隨身物品，沒有得到允許。
章太炎就這樣在愛國學社被捕。從陳范告知他，到正式被捕，章太炎有三十六個小時的時間可以逃跑，但是他不屑於逃走，坐等巡捕上門。隨後，報館職員錢寶仁和不在名單上的陳范的兒子陳仲彝被捕。
章太炎被抓到巡捕房後，寫信叫鄒容、龍積之投案。鄒容在蘇報案中的角色比較特殊，他不是愛國學社的成員，1903年初從日本回國，沒地方去，就借住在愛國學社。他也不是《蘇報》報館的成員，沒有在《蘇報》上發表過文章。鄒容和《蘇報》的關係，只是他的作品《革命軍》受到了報紙的大力推薦而已。鄒容本人和《蘇報》並沒有直接關係。
蘇報案發生的時候，鄒容已經離開了愛國學社，寄住在虹口一個外國傳教士的家裡。他離開愛國學社，不是因為事先感受到了什麼危險，而是因為個性高調張揚，和愛國學社的學生們關係鬧得很僵，沒法一起住下去了，就搬了出來。得知《蘇報》出了事情後，鄒容完全可以藏起來，或者逃跑，但是他選擇了在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投案自首。
鄒容為什麼要自首呢？當時和鄒容住在一起的張繼後來回憶說，是章太炎寫信告訴鄒容情況，叫他到巡捕房自首的。鄒容收到章太炎的信後，說：“余亦不能留，且願成兄弟之美。”可見，鄒容是出於兄弟情義去自首的。1903年的一天，章太炎、鄒容、章士釗、張繼四個人在四馬路九華樓吃早餐的時候，結拜為兄弟。現在大哥章太炎因為《蘇報》的事情被抓起來了，而自己多多少少也和《蘇報》出事有關，所以鄒容覺得自己有義務去巡捕房投案，不能讓大哥章太炎一個人承擔責任。
章太炎事後用了四個字來解釋自己叫鄒容投案的目的：“期與分任。”章太炎說：“《革命軍》是鄒容寫的，我給這本書寫了序言，受到牽連。我被捕後，如果沒有鄒容的證明，那麼《革命軍》的罪狀都要歸到我的頭上。所以，我以大義相招，鄒容也以大義來赴。”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章太炎把鄒容叫過來，是希望他把有關《革命軍》的情況說清楚，減輕對自己的指控。
關於鄒容到巡捕房投案的具體情形，當時被關在巡捕房裡的章太炎的敘述應該是最準確的。章太炎說，鄒容徒步走到巡捕房，說：“我是鄒容。”當時鄒容虛歲十九，長得比較瘦小。巡捕看了他一眼，說：“你這小屁孩，誰認識你啊，怎麼可能寫《革命軍》？你有病吧，快走開！”說完就要趕他走。鄒容不服，說：“我沒出版的書，還有成百上千卷呢，一本小冊子算什麼？你不信，把《革命軍》拿來，我講解給你聽。”巡捕見鄒容這麼堅持，就打開鐵柵欄，把他抓了進來。
鄒容自首，是蘇報案中最感人的情景，充滿了英雄主義氣概。在香港發行的《華字日報》發表文章評論說：“革命就是危險的事情，是要死人的。很多所謂的革命者，天天談流血，日日言斷頭，但是流的都是別人的血，斷的都是他人的頭。這樣的人算不上是革命者。鄒容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章太炎、鄒容兩個人其實都有充足的時間逃跑，可是他們卻不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相信租界施行西方的法律。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下，嫌疑人只要把問題說清楚了，證明自己沒有犯罪，就可以被無罪釋放。章太炎覺得自己沒有罪，而且覺得鄒容來了，既可以證明自己無罪，順便還可以把鄒容的嫌疑給洗刷了。
從蘇報案抓捕過程來看，江蘇官府辦案很寬鬆，有意網開一面。在上海具體負責的俞明震如此，在南京的兩江總督魏光燾也是如此。魏光燾比較開明，不願意蘇報案成為大案，最好愛國學社等人都聞風而逃，《蘇報》報館自動關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情自動就解決了。但是，朝廷對江蘇官府的表現是不滿意的，對具體負責的俞明震尤其不滿意。7月6日，魏光燾接到密電，通報俞明震的兒子俞大純在日本留學期間，剪去辮子加入革命軍，要魏光燾對俞明震“不可不防”。俞明震在巨大壓力下，主動離開上海，不再參與蘇報案，之後他再也沒有做官。
程吉甫被抓走後，陳范繼續逗留在報館中，直到當天晚上才跑到愛國學社的宿舍躲了起來。7月3日夜晚，陳范逃亡日本。
29日巡捕到《蘇報》館抓人的時候，陳范就派人到愛國學社通知章太炎。章太炎說：“我們幾個正在愛國學社工作，工作沒做完，我還不能走。”有人就勸他先找個地方躲起來，章太炎根本聽不進去。29日和30日，章太炎都在愛國學社正常工作。30日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好幾個巡捕來到愛國學社，章太炎正在帳房算帳。巡捕向他出示了拘票，要逮捕他，還問學社裡有沒有拘票上的其他人。章太炎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其他人都不在這裡，只有一個章太炎，章太炎就是我。”巡捕就抓住了章太炎。章太炎要求回宿舍攜帶隨身物品，沒有得到允許。
章太炎就這樣在愛國學社被捕。從陳范告知他，到正式被捕，章太炎有三十六個小時的時間可以逃跑，但是他不屑於逃走，坐等巡捕上門。隨後，報館職員錢寶仁和不在名單上的陳范的兒子陳仲彝被捕。
章太炎被抓到巡捕房後，寫信叫鄒容、龍積之投案。鄒容在蘇報案中的角色比較特殊，他不是愛國學社的成員，1903年初從日本回國，沒地方去，就借住在愛國學社。他也不是《蘇報》報館的成員，沒有在《蘇報》上發表過文章。鄒容和《蘇報》的關係，只是他的作品《革命軍》受到了報紙的大力推薦而已。鄒容本人和《蘇報》並沒有直接關係。
蘇報案發生的時候，鄒容已經離開了愛國學社，寄住在虹口一個外國傳教士的家裡。他離開愛國學社，不是因為事先感受到了什麼危險，而是因為個性高調張揚，和愛國學社的學生們關係鬧得很僵，沒法一起住下去了，就搬了出來。得知《蘇報》出了事情後，鄒容完全可以藏起來，或者逃跑，但是他選擇了在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投案自首。
鄒容為什麼要自首呢？當時和鄒容住在一起的張繼後來回憶說，是章太炎寫信告訴鄒容情況，叫他到巡捕房自首的。鄒容收到章太炎的信後，說：“余亦不能留，且願成兄弟之美。”可見，鄒容是出於兄弟情義去自首的。1903年的一天，章太炎、鄒容、章士釗、張繼四個人在四馬路九華樓吃早餐的時候，結拜為兄弟。現在大哥章太炎因為《蘇報》的事情被抓起來了，而自己多多少少也和《蘇報》出事有關，所以鄒容覺得自己有義務去巡捕房投案，不能讓大哥章太炎一個人承擔責任。
章太炎事後用了四個字來解釋自己叫鄒容投案的目的：“期與分任。”章太炎說：“《革命軍》是鄒容寫的，我給這本書寫了序言，受到牽連。我被捕後，如果沒有鄒容的證明，那麼《革命軍》的罪狀都要歸到我的頭上。所以，我以大義相招，鄒容也以大義來赴。”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章太炎把鄒容叫過來，是希望他把有關《革命軍》的情況說清楚，減輕對自己的指控。
關於鄒容到巡捕房投案的具體情形，當時被關在巡捕房裡的章太炎的敘述應該是最準確的。章太炎說，鄒容徒步走到巡捕房，說：“我是鄒容。”當時鄒容虛歲十九，長得比較瘦小。巡捕看了他一眼，說：“你這小屁孩，誰認識你啊，怎麼可能寫《革命軍》？你有病吧，快走開！”說完就要趕他走。鄒容不服，說：“我沒出版的書，還有成百上千卷呢，一本小冊子算什麼？你不信，把《革命軍》拿來，我講解給你聽。”巡捕見鄒容這麼堅持，就打開鐵柵欄，把他抓了進來。
鄒容自首，是蘇報案中最感人的情景，充滿了英雄主義氣概。在香港發行的《華字日報》發表文章評論說：“革命就是危險的事情，是要死人的。很多所謂的革命者，天天談流血，日日言斷頭，但是流的都是別人的血，斷的都是他人的頭。這樣的人算不上是革命者。鄒容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章太炎、鄒容兩個人其實都有充足的時間逃跑，可是他們卻不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相信租界施行西方的法律。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下，嫌疑人只要把問題說清楚了，證明自己沒有犯罪，就可以被無罪釋放。章太炎覺得自己沒有罪，而且覺得鄒容來了，既可以證明自己無罪，順便還可以把鄒容的嫌疑給洗刷了。
從蘇報案抓捕過程來看，江蘇官府辦案很寬鬆，有意網開一面。在上海具體負責的俞明震如此，在南京的兩江總督魏光燾也是如此。魏光燾比較開明，不願意蘇報案成為大案，最好愛國學社等人都聞風而逃，《蘇報》報館自動關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情自動就解決了。但是，朝廷對江蘇官府的表現是不滿意的，對具體負責的俞明震尤其不滿意。7月6日，魏光燾接到密電，通報俞明震的兒子俞大純在日本留學期間，剪去辮子加入革命軍，要魏光燾對俞明震“不可不防”。俞明震在巨大壓力下，主動離開上海，不再參與蘇報案，之後他再也沒有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