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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夷夏之防，我們多半沒有太好的印象，在我們記憶中，它是與狹隘、封閉、無知乃至莫名其妙的大漢族主義這樣一些內容和形象聯繫著的。鴉片戰爭以來，正是這種思維和論調，阻礙中國進步，造成諸多可悲可笑的情形。然而這裡面有一種語境上的天壤之別，卻為今天的我們渾然不覺了。亦即，同樣是夷夏之防這個話語，鴉片戰爭後的使用，和明朝亡國後的使用，意義根本不同。在後者，是與更進步的文明處在相背的方向；在前者，恰恰是要守住文明的水準和成果，不甘、不忍其發生滑坡與倒退。
這層意義，在呂留良那裡不單被表述得非常明朗，而且也因著他而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作為一種老話，夷夏之防在中國講了二千多年，每遇外族入侵、民族危機，都會提出。應該說，實在並不是新的思想。但我們也知道，過去一經提及，總帶著強烈的排外色彩，似乎只是一種民族情緒，有著不由分說、不問青紅皂白的非理性意味。呂留良爬羅剔抉，正本清源，真正廓清了夷夏之防的理性層次。他說：孔子何以許管仲不死公子糾而事桓公，甚至美為仁者？是實一部《春秋》之大義也。君臣之義固重，而更有大於此者。所謂大於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國於被發左袵也。[88]
這或許是明清之際最重要的一段思想表達。它有兩處耀眼的亮點。其一，明遺民們或曰愛國志士所忠者，並非君主，而是中華文明；皇帝的死不足論、不足惜，關鍵是中國是否將從文化昌繁而被拖向野蠻落後。其二，尊夏攘夷，不是出於狹隘的民族情緒，不是為尊而尊、為攘而攘；尊夏攘夷的本質，在於文明與愚昧的衝突；所謂“夏”者，文明也，所謂“夷”者，蒙昧也，亦即所反對的不是特定種族，而是“被發左袵”的原始與落後。假如把“攘夷狄救中國”，換寫成“攘蒙昧救文明”，我們對呂留良夷夏之防理論的真正內涵，便不存誤解；根本上，它與我們今天堅持的去蒙昧、遠離黑暗，更文明、嚮往進步，並行不悖、略無軒輊。
這徹底解釋了明亡後浩大的遺民現象——至少是其主流——所包含的歷史悲情。首先，它肯定不出於忠君慣性；其次我們得說，它排外，但不盲目——按當時歷史與世界格局，很難以今日胸襟繩之，其存有一定民族與文化歧視色彩理當詬病，但在主要方面，的確並不是一種非理性的情緒宣洩，而植根於對文明進步的追求和對文明方向的執著。
古代條件下，文明進步的腳步遠比現代艱難，而文明遭燔毀之事則遠較今日容易。此一難一易，惟知識者識之，亦惟有他們最懂得去珍惜文明。歷史上，中國文明屢挫於暗黑蒙昧之力，幾度命懸一線，孔子臨終憂而涕嘆：“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89]秦朝“首尾僅十五年”，卻能毀掉以往數百年的文明積累——私學統統禁止，各國史書和諸子書概送官府焚燒，聚談詩書者斬首，是古非今者滅族，民間求學“以吏為師”，思想通道盡行堵死，觀點言說皆以官家為準[90]，及至西漢，從武帝到成帝，費了幾十年時間在全國征書，四處搜訪，又經諸多學問家的整理、鑒辨、疏證，“古文”始得重傳，然而縱是如此，也仍留下許多真偽難斷的文化懸疑。正是有此慘痛經驗，知識者深知文明較之野蠻，何等弱不禁風。雍正《大義覺迷錄》引了韓愈一句話：“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91]意思是，中國如變得野蠻，便是“夷狄”；“夷狄”如足夠文明，其實也就是中國。引用者希望借這句話駁斥夷夏之防，我們倒從中看到，中國知識者孜孜談論夷夏，根本目的僅在於推崇文明。
呂留良那樣的“明遺民”，正是秉承這一認識而來。如同時參以“君臣之義固重，而更有大於此者”一語，我們更能認清他們的憂患完全發自文明的憂患。從他們認為有比君臣之義更高、更重要的道義看，我們知道他們的嚴夷夏之防，不是簡單的民族情緒，而是出於對任何黑暗、倒退的擔慮。無論那種情形緣於異族，還是本國惡劣的政治，都將是他們加以抗爭和排拒的對象。
從這裡，我們見到了明末尤其崇禎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觀念質的飛躍。這種飛躍，無疑正醞釀著政治、文化乃至社會組織層面的變革，它也許是古典形態中國的終極變革。那遍布東南（江浙皖閩）、在豫鄂贛湘等處亦頗形其盛的社團，呈現著罕見的思想活躍，以及社會新精神的流布。而這大轉換、大蛻變，卻在滿清“朔風”勁吹之下，戛然而止。雍正皇帝可以高談闊論“天下一家，萬物一體”[92]，以“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93]、“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94]等古遠之事混淆視聽，卻不能抹掉當下滿清與中國文明水平和狀況的巨大落差。
進而言之，呂留良等的悲戚甚至不是針對滿清，而是針對中國自身。他們以親身的體會，感知並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他們目睹帝權這巨大的膿包已然熟透，僅剩一層薄皮，面臨潰破，污穢即將一流而盡。證據就是他們已經有了文化上的覺醒，而且齊心協力、力學篤行做著精神思想的探尋與挖掘（明末思想風氣之盛，學術反芻之深，確有中國文化批判總結意味）。但突然間，一個不久前還茹毛飲血的民族的入侵，不但把中國從很高的平台上拉到幾百米下，而且出於對異族統治可想像到的情形，一個黑暗期隨之而來很難避免。
這層意義，在呂留良那裡不單被表述得非常明朗，而且也因著他而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作為一種老話，夷夏之防在中國講了二千多年，每遇外族入侵、民族危機，都會提出。應該說，實在並不是新的思想。但我們也知道，過去一經提及，總帶著強烈的排外色彩，似乎只是一種民族情緒，有著不由分說、不問青紅皂白的非理性意味。呂留良爬羅剔抉，正本清源，真正廓清了夷夏之防的理性層次。他說：孔子何以許管仲不死公子糾而事桓公，甚至美為仁者？是實一部《春秋》之大義也。君臣之義固重，而更有大於此者。所謂大於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國於被發左袵也。[88]
這或許是明清之際最重要的一段思想表達。它有兩處耀眼的亮點。其一，明遺民們或曰愛國志士所忠者，並非君主，而是中華文明；皇帝的死不足論、不足惜，關鍵是中國是否將從文化昌繁而被拖向野蠻落後。其二，尊夏攘夷，不是出於狹隘的民族情緒，不是為尊而尊、為攘而攘；尊夏攘夷的本質，在於文明與愚昧的衝突；所謂“夏”者，文明也，所謂“夷”者，蒙昧也，亦即所反對的不是特定種族，而是“被發左袵”的原始與落後。假如把“攘夷狄救中國”，換寫成“攘蒙昧救文明”，我們對呂留良夷夏之防理論的真正內涵，便不存誤解；根本上，它與我們今天堅持的去蒙昧、遠離黑暗，更文明、嚮往進步，並行不悖、略無軒輊。
這徹底解釋了明亡後浩大的遺民現象——至少是其主流——所包含的歷史悲情。首先，它肯定不出於忠君慣性；其次我們得說，它排外，但不盲目——按當時歷史與世界格局，很難以今日胸襟繩之，其存有一定民族與文化歧視色彩理當詬病，但在主要方面，的確並不是一種非理性的情緒宣洩，而植根於對文明進步的追求和對文明方向的執著。
古代條件下，文明進步的腳步遠比現代艱難，而文明遭燔毀之事則遠較今日容易。此一難一易，惟知識者識之，亦惟有他們最懂得去珍惜文明。歷史上，中國文明屢挫於暗黑蒙昧之力，幾度命懸一線，孔子臨終憂而涕嘆：“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89]秦朝“首尾僅十五年”，卻能毀掉以往數百年的文明積累——私學統統禁止，各國史書和諸子書概送官府焚燒，聚談詩書者斬首，是古非今者滅族，民間求學“以吏為師”，思想通道盡行堵死，觀點言說皆以官家為準[90]，及至西漢，從武帝到成帝，費了幾十年時間在全國征書，四處搜訪，又經諸多學問家的整理、鑒辨、疏證，“古文”始得重傳，然而縱是如此，也仍留下許多真偽難斷的文化懸疑。正是有此慘痛經驗，知識者深知文明較之野蠻，何等弱不禁風。雍正《大義覺迷錄》引了韓愈一句話：“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91]意思是，中國如變得野蠻，便是“夷狄”；“夷狄”如足夠文明，其實也就是中國。引用者希望借這句話駁斥夷夏之防，我們倒從中看到，中國知識者孜孜談論夷夏，根本目的僅在於推崇文明。
呂留良那樣的“明遺民”，正是秉承這一認識而來。如同時參以“君臣之義固重，而更有大於此者”一語，我們更能認清他們的憂患完全發自文明的憂患。從他們認為有比君臣之義更高、更重要的道義看，我們知道他們的嚴夷夏之防，不是簡單的民族情緒，而是出於對任何黑暗、倒退的擔慮。無論那種情形緣於異族，還是本國惡劣的政治，都將是他們加以抗爭和排拒的對象。
從這裡，我們見到了明末尤其崇禎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觀念質的飛躍。這種飛躍，無疑正醞釀著政治、文化乃至社會組織層面的變革，它也許是古典形態中國的終極變革。那遍布東南（江浙皖閩）、在豫鄂贛湘等處亦頗形其盛的社團，呈現著罕見的思想活躍，以及社會新精神的流布。而這大轉換、大蛻變，卻在滿清“朔風”勁吹之下，戛然而止。雍正皇帝可以高談闊論“天下一家，萬物一體”[92]，以“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93]、“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94]等古遠之事混淆視聽，卻不能抹掉當下滿清與中國文明水平和狀況的巨大落差。
進而言之，呂留良等的悲戚甚至不是針對滿清，而是針對中國自身。他們以親身的體會，感知並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他們目睹帝權這巨大的膿包已然熟透，僅剩一層薄皮，面臨潰破，污穢即將一流而盡。證據就是他們已經有了文化上的覺醒，而且齊心協力、力學篤行做著精神思想的探尋與挖掘（明末思想風氣之盛，學術反芻之深，確有中國文化批判總結意味）。但突然間，一個不久前還茹毛飲血的民族的入侵，不但把中國從很高的平台上拉到幾百米下，而且出於對異族統治可想像到的情形，一個黑暗期隨之而來很難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