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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任的如此狠刻，倘若盡其公職也還罷了，然自古以來，並無不貪之官吏卻如狼似虎者。任維初瘋狂追討，原是藉機牟利，他將追討來的米糧剋扣一部分，交付總兵吳行之賣掉，“計其所得三千餘石”。“三百年來未有如維初之典守自盜者也”。消息走漏，“諸生倪用賓等，遂有哭廟之舉”。
“哭廟”之“哭”，指順治皇帝死訊到來後，地方舉行的悼念活動；“廟”，即文廟、孔廟。所謂“哭廟案”，便是蘇州知識界在悼念順治皇帝的集會中發生的案件。
順治十八年二月初四，部分士子從有關方面討得文廟鑰匙，舉行悼念活動，“諸生踵至者百有餘人”。人一多，自然聚在一起議論任維初的貪黷，群情洶然。有人似乎有備而來，拿出一張揭帖（請願書），大家都贊同附和。於是“鳴鐘伐鼓，旋至府堂”，從文廟轉往官衙。當時，撫臣朱國治、道臣王紀與府縣各官，剛好都在蘇州。消息傳出，又有上千諸生趕到，“號泣而來，欲逐任令”。朱國治“大駭”，當即下令逮捕請願者。“眾見上官怒，遂爾星散”，只抓到十一人。道臣王紀不明就裡，想秉公而斷，居然當真將任維初、吳行之抓來拷問，得供：“犯官到縣止二月，無從得銀，而撫台索饋甚急，不得已而糶糧耳。”撫台，即朱國治——原來，真正的碩鼠在這兒。
既然搞到了朱國治的頭上，後果可想而知。長話短說，朱國治從王紀那偷走口供，而以偽造的掉包。同時迅速打報告給朝廷，將事件定為抗糧和驚擾先帝亡靈：總之，吳縣錢糧歷年逋欠，沿成舊例，稍加嚴比，便肆毒螯。若不顯示大法，竊恐諸邑效尤，有司喪氣。
一句話，這是反政府；縱容之，“邪氣”上升、“正氣”受挫。京師聞報，正中下懷，立遣四位滿大人，“公同確議，擬罪具奏”。
案子理應於蘇州處置，卻臨時改在江寧（南京）異地審理，“蓋撫臣恐民心有變，故在江寧會審。”四月初四日起解，“任維初乘馬，從而去者，披甲數騎”，與十一位諸生待遇對照鮮明：十一人各械繫，每人有公差二人為解頭，披甲數十騎擁之。父兄子弟往送者，止從旁睨，不能通一語。稍近，則披甲鞭子亂打，十一人行稍緩亦如之。父兄子弟見者，惟有飲泣而已。三日，到江寧，即發滿洲城。任維初至則召保，日與衙役三四輩飲於市。
會審時，十一諸生起初仍以任維初貪污情節對，四位滿大人斥道：“我方問謀反，爾乃以糶糧為辭耶！每人一夾棍，三十板。”朝廷只想挖掘“反動分子”，對貪官沒興趣。案子走向，開始即如此。之後，復逮七人到案，其中有才子金聖歎。四月底定讞，稱：秀才倪用賓，平日不告知縣任維初，乃於初二日遺詔方臨，輒行糾眾聚黨，在舉哀公所要打知縣，跪遞匿名揭帖。鳴鐘伐鼓，招呼數千人，搖動人心，聚眾倡亂，大幹法紀。
所有十八人“不分首從，立決處斬”。至於任維初，“既無過犯，相應免議。”
任維初五月一日回縣復任，一到衙，即聲言：“我今復任，諸事不理，惟催錢糧耳。”五月二十日，朱國治也到蘇州，籍沒所有案犯之家，“各家細軟財物，劫掠一空。夫人及眷等，皆就獄。”“城中訛言大起，有言盡洗一鄉者，有言屠及一城者。人心惶惶，比戶皆恐。”民間有兩種議論，一種是怨怪：“眾秀才何苦作此事！”另一種認為：“都堂欲如此耳，何與眾秀才事！”不乏因害怕而“遠避他鄉”者。[72]
案犯引頸受戮，時在七月十二日，場面甚血腥。當日一同處死者，有十案一百二十人。《丹午筆記》：是日也，十案共有一百二十人，凌遲廿八人，斬八十九人，絞四人，分五處行刑。抗糧及無為教案，斬於三山街，四面皆披甲圍之，撫（朱國治）監斬。辰刻於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挾而趨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槍柄、刀背亂打。俄而炮聲一震，百二十人之頭皆落，披甲奔馳，群官駭散，法場土上惟有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73]
時人暗於詩中論之：“巧將漕粟售金銀，枉法坑儒十八人。”“中丞殺士有餘嗔，羅織猶能毒縉紳。”[74]可見當時輿論已知該案意在“坑儒”、“殺士”，經濟案其表而文字獄其里。當代卻有學者說：“一般士子家庭被追撲實與其缺乏基本的賦役知識有關”[75]，不解滿清深意也如此。
九
奏銷、哭廟兩案，實為清初矛盾所必至者，縱不演於此時此地，亦終當現於彼時別處。那是一種很大很深的矛盾。可惜，經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歷史，加以鴉片戰爭後中西矛盾的遮蔽或視線轉移，我們國人早已忘掉抑或不知自己歷史曾有那樣重大的矛盾發生，而這正是眼下所論的由明入清之際“遺民現象”之內涵所在。
單純看乙酉年下半年大批文人士子的殉國，或只看得見忠君與愛國；單純看奏銷、哭廟等案，或也只看得見滿清作為異族統治者如何以鐵腕平定中原，乃至只看得見朝廷與士紳、國家與個人之間一時的利益衝突。其實，這一切皆非要旨。以當時論，到什麼時候、在什麼事情上我們才能把要旨徹底地看透看清呢？我以為就在呂留良身上。最早（1936年）替呂留良編年譜的民國學者包齎，有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忘了這位民族思想的重要人物呂留良。”[76]經他這樣一講，我才格外注意到要從近代思想史角度（而不簡單地從文字獄角度）看待呂留良問題。
“哭廟”之“哭”，指順治皇帝死訊到來後，地方舉行的悼念活動；“廟”，即文廟、孔廟。所謂“哭廟案”，便是蘇州知識界在悼念順治皇帝的集會中發生的案件。
順治十八年二月初四，部分士子從有關方面討得文廟鑰匙，舉行悼念活動，“諸生踵至者百有餘人”。人一多，自然聚在一起議論任維初的貪黷，群情洶然。有人似乎有備而來，拿出一張揭帖（請願書），大家都贊同附和。於是“鳴鐘伐鼓，旋至府堂”，從文廟轉往官衙。當時，撫臣朱國治、道臣王紀與府縣各官，剛好都在蘇州。消息傳出，又有上千諸生趕到，“號泣而來，欲逐任令”。朱國治“大駭”，當即下令逮捕請願者。“眾見上官怒，遂爾星散”，只抓到十一人。道臣王紀不明就裡，想秉公而斷，居然當真將任維初、吳行之抓來拷問，得供：“犯官到縣止二月，無從得銀，而撫台索饋甚急，不得已而糶糧耳。”撫台，即朱國治——原來，真正的碩鼠在這兒。
既然搞到了朱國治的頭上，後果可想而知。長話短說，朱國治從王紀那偷走口供，而以偽造的掉包。同時迅速打報告給朝廷，將事件定為抗糧和驚擾先帝亡靈：總之，吳縣錢糧歷年逋欠，沿成舊例，稍加嚴比，便肆毒螯。若不顯示大法，竊恐諸邑效尤，有司喪氣。
一句話，這是反政府；縱容之，“邪氣”上升、“正氣”受挫。京師聞報，正中下懷，立遣四位滿大人，“公同確議，擬罪具奏”。
案子理應於蘇州處置，卻臨時改在江寧（南京）異地審理，“蓋撫臣恐民心有變，故在江寧會審。”四月初四日起解，“任維初乘馬，從而去者，披甲數騎”，與十一位諸生待遇對照鮮明：十一人各械繫，每人有公差二人為解頭，披甲數十騎擁之。父兄子弟往送者，止從旁睨，不能通一語。稍近，則披甲鞭子亂打，十一人行稍緩亦如之。父兄子弟見者，惟有飲泣而已。三日，到江寧，即發滿洲城。任維初至則召保，日與衙役三四輩飲於市。
會審時，十一諸生起初仍以任維初貪污情節對，四位滿大人斥道：“我方問謀反，爾乃以糶糧為辭耶！每人一夾棍，三十板。”朝廷只想挖掘“反動分子”，對貪官沒興趣。案子走向，開始即如此。之後，復逮七人到案，其中有才子金聖歎。四月底定讞，稱：秀才倪用賓，平日不告知縣任維初，乃於初二日遺詔方臨，輒行糾眾聚黨，在舉哀公所要打知縣，跪遞匿名揭帖。鳴鐘伐鼓，招呼數千人，搖動人心，聚眾倡亂，大幹法紀。
所有十八人“不分首從，立決處斬”。至於任維初，“既無過犯，相應免議。”
任維初五月一日回縣復任，一到衙，即聲言：“我今復任，諸事不理，惟催錢糧耳。”五月二十日，朱國治也到蘇州，籍沒所有案犯之家，“各家細軟財物，劫掠一空。夫人及眷等，皆就獄。”“城中訛言大起，有言盡洗一鄉者，有言屠及一城者。人心惶惶，比戶皆恐。”民間有兩種議論，一種是怨怪：“眾秀才何苦作此事！”另一種認為：“都堂欲如此耳，何與眾秀才事！”不乏因害怕而“遠避他鄉”者。[72]
案犯引頸受戮，時在七月十二日，場面甚血腥。當日一同處死者，有十案一百二十人。《丹午筆記》：是日也，十案共有一百二十人，凌遲廿八人，斬八十九人，絞四人，分五處行刑。抗糧及無為教案，斬於三山街，四面皆披甲圍之，撫（朱國治）監斬。辰刻於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挾而趨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槍柄、刀背亂打。俄而炮聲一震，百二十人之頭皆落，披甲奔馳，群官駭散，法場土上惟有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73]
時人暗於詩中論之：“巧將漕粟售金銀，枉法坑儒十八人。”“中丞殺士有餘嗔，羅織猶能毒縉紳。”[74]可見當時輿論已知該案意在“坑儒”、“殺士”，經濟案其表而文字獄其里。當代卻有學者說：“一般士子家庭被追撲實與其缺乏基本的賦役知識有關”[75]，不解滿清深意也如此。
九
奏銷、哭廟兩案，實為清初矛盾所必至者，縱不演於此時此地，亦終當現於彼時別處。那是一種很大很深的矛盾。可惜，經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歷史，加以鴉片戰爭後中西矛盾的遮蔽或視線轉移，我們國人早已忘掉抑或不知自己歷史曾有那樣重大的矛盾發生，而這正是眼下所論的由明入清之際“遺民現象”之內涵所在。
單純看乙酉年下半年大批文人士子的殉國，或只看得見忠君與愛國；單純看奏銷、哭廟等案，或也只看得見滿清作為異族統治者如何以鐵腕平定中原，乃至只看得見朝廷與士紳、國家與個人之間一時的利益衝突。其實，這一切皆非要旨。以當時論，到什麼時候、在什麼事情上我們才能把要旨徹底地看透看清呢？我以為就在呂留良身上。最早（1936年）替呂留良編年譜的民國學者包齎，有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忘了這位民族思想的重要人物呂留良。”[76]經他這樣一講，我才格外注意到要從近代思想史角度（而不簡單地從文字獄角度）看待呂留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