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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柏雖然沒什麼脾氣，卻愛憎格外分明。他一向認為政府官員出入這種場所有損公僕形象。只是大環境如此，這種吃吃喝喝的問題，就算捅出去也沒有多大意義，只會給舉報者自己引來不必要的麻煩——他是在被下放到西嶺村之後才明白了這一點。
何況掛職工作也不容他分心。他不求在西嶺村干出多鮮明的政績，也清楚西嶺村不可能在自己的短暫任期內一步登天。就當是為後來人打基礎，他想，我的基礎打得越牢，以後的人就越好干。
可惜，命運早已對他做了另外的安排。
某天深夜，狂風忽起，冬柏外出巡視火險隱患，來到小院跟前。正巧一幫人從裡面出來，車燈照耀之下，他竟看到一位熟人的臉。
這熟人是冬柏的領導，市委宣傳部的第一副部長。在被下放到西嶺村之前，冬柏曾秘密搜集過此人違法亂紀的證據。當時他百分之百確定這位副部長在一個市級文化產業項目上協助企業弄虛作假，非法套取國家資金。不過對方實在狡猾，冬柏非但沒能抓住他的把柄，反被他察覺到自己的舉動。
此時冬柏正在黑暗處，又及時關了手電，因此未被副部長等人發現。等到這些人走後，他踏上小院背後的高坡，看到小院裡有三四間房亮著燈，其中一間房裡擺著剛散的筵席。
「昨晚小院來的客人怪，不讓服務員到跟前，上菜只能送到門口，飯局由小院的老闆親自伺候。」
第二天一早，冬柏就從村民那裡聽到了這樣的傳言。
想必是有什麼話不想讓外人聽見，冬柏暗想，副部長他們在飯局上談論的事一定非同小可。小院裡就連上山珍海味和高檔菸酒都從來不避人耳目，可見這件事的性質要比大吃大喝嚴重得多。
接下來的三個星期，副部長來小院參加了兩次飯局。這兩次飯局開始前，小院老闆乾脆讓西嶺村籍的服務員們提前下班，這一反常舉動不但讓冬柏及時發現了副部長的行蹤，也讓他更加在意飯局上的談話內容。
於是，當服務員們再一次提前下班回村的時候，冬柏採取了極為冒險的舉動。
那晚冬柏早早候在小院的矮牆外，等到小院老闆出門迎客的時候，他迅速翻過牆去。他之前已經在高坡上看清了院內格局，也記得上一次副部長等人用的是哪個房間，因此十分順利地溜進了去。
房間裡亮著燈，他四下掃了兩眼，隨後立刻鑽到餐桌下，將特意準備的錄音筆用膠帶固定在桌面底部，打開錄音鍵，然後來到貼近院牆的那扇推拉窗前，扳下月牙鎖，開窗跳出。
他準備等飯局結束後，再從這扇窗戶翻進房間拿走錄音筆，這樣能節省一些時間，也能降低不少風險。
有說話聲從院門口傳來，冬柏偷眼一看，副部長果然出現，但他顯然不是今晚這場飯局的主賓，他身邊那個又高又胖、還吊著兩隻大耳垂的國字臉，一看就是更大的官。
除了小院的老闆外，還有三人跟在國字臉和副部長身後，其中一人是冬柏在宣傳部的同事，名叫單正。
冬柏尋機翻出院牆，來到高坡上向院內眺望，結果發現副部長一行竟坐進了另外一間房。
這間房與他放錄音筆的那間僅一牆之隔，因剛才未開燈，致使冬柏忽視了飯局另設他處的可能。
冷風掠過山脊，低吼著撲向冬柏。冬柏非但不覺得冷，額頭反而滲出細汗。
此時他面前有兩個選擇，一是竊聽行動就此中止，以後再做打算；二是潛入小院，看是否有繼續竊聽的可能。
一開始，他傾向於前者，此時主賓都已落座，他完全沒有機會將錄音筆放到這些人身邊，而且此時再進小院要冒很大的風險，他畢竟不是職業偵探。
可轉念一想，誰能保證副部長以後會不會再來？誰能保證他再來時會不會繼續聊那些見不得光的事？
想到這裡，他把心一橫，抬起腳，大踏步向小院奔去。
換做一般人，或許也會有類似的考慮，甚至比冬柏考慮得更全面，卻未必真敢像他這樣干。
冬柏是普通人，卻不是一般人，他有一般人所不具備的書生氣，還有正義感。
借著酒桌上的喧譁聲，冬柏再次翻過矮牆，然後輕手輕腳地拉開之前那間房的推拉窗。
進入房間後，他剛剛取下錄音筆，忽然發現自己可以清楚地聽到隔壁的聲音。
一個男中音正抑揚頓挫地打著官腔，每次停頓，都會引起熱烈的掌聲。
冬柏猜說話的應是那個國字臉，並推測他在某個省級部門工作，而且握有相當大的話語權。
兩輪祝酒辭後，說笑聲漸息，冬柏只能聽到陣陣模糊不清的低語。
看來是要談關鍵的事了，他連忙把耳朵緊貼在牆壁上，卻還是無法聽清。
正焦急間，他無意中注意到頭頂有一線微光。細看之下，原來是取暖用的煤爐煙道穿牆而過，煙道和牆洞之間填縫不嚴，留下了一點空隙。
他小心翼翼地搬了把椅子踩上去，由於個子不算高，所以頭離空隙仍有段距離。他只好把錄音筆舉過頭頂，儘可能地貼近空隙，並祈禱錄音效果清晰。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冬柏獨自屹立在黑暗中，一動不動。
也不知錄了多長時間，身體的睏倦和胳膊的酸痛開始動搖他緊繃的神經，眼前的黑暗和隔壁的長時間低語，則讓他一度以為自己身處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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