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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一先生。」志郎也慌張地站起來。
我還來不及問他有什麼話要說，只見他嘴上浮現了撒嬌似的笑容，用迷朦的眼神望著我。
「我這個月手頭有點緊，可不可以先施捨一點……」
我每個月給的三十萬圓薪水，志郎大都花在搞樂團和吃藥上。第一次遇到他時，他告訴我吸毒是為了實踐反社會的龐克精神。那天，他因吸食過量的強力膠而昏倒在我的店門口，是我收留他的。後來志郎就常來光顧。那時這家店還不叫加勒比海。在我接手前，這裡是家播放爵士樂的酒吧，之所以會把店交給志郎，是因為他那句：「雖然我很喜歡健一先生，可是很討厭中國人。」我喜歡他能把這句像電影對白似的話，說得那麼稀鬆平常。
我要求他不准放只會吸引小毛頭上門的搖滾樂，當時他就建議：「那就放拉丁舞曲吧！旋律還不錯。」這種見風轉舵的個性很討我喜歡。我一向喜歡沒有原則的人，尤其是沒有原則的日本人。
我將手伸進上衣的口袋裡，掏出一堆皺皺的鈔票，也沒點就全塞進志郎的手裡。
「謝啦！」
志郎的眼神仍是毫無光彩。在歌舞伎町走一圈，不知道會看到多少眼神像他這樣的人。每一個吃軟飯的半調子，都會有這種混雜著驕傲、自虐、翻臉不認人的複雜眼神。混合了靠中國人吃飯的自卑與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自我辨護。他已經把自我辨護隱藏在內心深處，剩下的就只有屈辱感，而這種屈辱感輕易地就能轉為憎恨。志郎現在正用著這種暗沉的憎恨眼神看著我。我本想叫他照照鏡子。可是想想還是算了。
「明天就拜託你了。」我改口丟下這句話，就邁步往酒店更裡面走去。在裡面還有一道樓梯，上去就是廁所，還有我的窩。
第7章
加勒比海的三樓，有一間廁所，和一間約四張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間。這房間是這一帶還是紅燈區時留下來的；以前的老闆把這裡當成倉庫。我之所以會接手這家店，其實是為了這個房間。
在以前看過的小說中，有個酒鬼偵探，就會在那個房間裡呼呼大睡。當時還不太懂世事的我，對這個偵探有種幾近嫉妒的感覺。
在看到這個房間時，又讓我想起了那遺忘已久的感覺。雖然這只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感傷，倒還沒有被人笑話過。再說，要我醉得不省人事也不容易，這房間純粹只是讓我休息的場所而已。
一進房間，全身立刻被熱氣所籠罩，整件襯衫都因汗濕而貼在身上。我用手摸到燈泡，打開了開關。在燈泡的照耀下，房間裡的擺設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眨著眼往房間一角的沙發上坐下。
指尖仍然顫抖著，心跳也加速了。
「富春回來了！」我望著自己的指尖脫口說道，感到死神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和富春有點相似。至少在我們倆體內流動的血都有一半是日本人的，另外一半則是中國人的——雖然我的是台灣人的——我們倆這點就像是兄弟一樣，都希望能從自己所屬的世界融入另一個世界，卻也都被殘酷地排除在外。這個相同點，使我們倆的關係就像是一個銅板的正反面。
富春就是所謂的第二代殘留。曾經聽說他戶籍上的名字是坂本富雄，在一九八二年還是八三年，和他老爸、老媽、還有兩個兄妹，靠他老媽殘留孤兒的身份從大陸的吉林省回日本定居。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八九年的冬天。當時的他已經是個自暴自棄的人。
我是在區役所大道旁的一家台灣酒店裡碰到富春的。當時我像往常一樣在銷售寶石和衣物，富春則是一個人坐在吧檯旁買醉，口中還不斷在嘀咕著，而他那仿佛將要破壞所有進入他視線的東西的眼神，則漫無目的地到處遊走。
最後他的視線停留在我的臉上。我原以為又碰到什麼麻煩事，結果卻出乎我的意料。富春眯著眼，用好似他鄉遇故知的眼神看著我，並用北京話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回答我是個混血兒。當時的情況就好像混在狼群中的兩隻野狗同志，敏感地察覺到彼此的存在。
從那時起，我們倆就成了搭檔。在從事危險的工作時，富春總是守在我身旁。富春的兇狠早已威名遠播，只要我們不礙著別人——反正我一直只是認真在做生意，根本也礙不著誰——就沒有人笨到敢招惹我。對失去楊偉民這個靠山的我來說，有了他，就好像是得到了強力的支柱；富春也因為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夥伴而獲得了鼓舞。
我們倆精力充沛地找事做，好像一停下來就會動彈不得似的。最常乾的就是打劫「同胞」。每當我們盯上哪個中國的留學生，我都會先調查一番，確定不會有麻煩以後，就輪到富春上場。他會先把那可憐的獵物給揍一頓，再把錢包給拿回來。
錢對我們來說不是問題，良家子弟的信用卡就是會下金蛋的雞。每當富春搶到了錢包，我就會先刷卡儘量買下新幹線的車票或飛機票。如果把這些票拿到金券屋（註：收購車票、禮券等的黑市）的話，大致可以換到八九成的現金。接下來，我就到幾家百貨公司，買下數量不至於讓店員懷疑的童裝。買童裝是幹這行的訣竅，假如買的是家電用品，遲早會被發現，但是沒有人會對童裝起疑。等個兩三天後，我會叫已經聯絡好的女人，將這些衣服帶回百貨公司。我教她們說，這些衣服是小孩子生日時朋友送的禮物，但是孩子穿不合身，可否要求退款。大部分的百貨公司根本懶得查，就把折合貨款的商品禮券交到她們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