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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辦其他委託事項。它就是後來影響極大的 “生活書店”的胚胎。 從離開聖約翰大學到 1931年 8月，韜奮走上社會已整整 10年。這 10 年當中，他始終沒有擺脫 “政治清明”和“實業救國”的資產階級思想。但 是他愛國，有正義感；他不滿現狀，不畏強暴，他不謀私利，追求進步。1931 年9月，一場震驚世界的事件——九一八事變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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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周刊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國 內的政治形勢是，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抗日；國民黨政府卻奉行對外妥協投 降、對內堅持反共內戰的反動方針。這一切大大激發了韜奮的愛國熱忱，使 他逐步認清了蔣介石統治集團的真面目和反動本質，也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 望所在。在共產黨員胡愈之等人的幫助下，韜奮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積極 投身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他的思想的轉變過程，可以從《生 活》周刊中找出鮮明的痕跡。 1931年7月，日本軍警開槍射擊我國農民，旅朝僑胞慘遭屠殺。這就是 吉林 “萬寶山事件”和“朝鮮慘案”。這預示著中華民族大難將臨。韜奮在 《生活》上發表《國人應奮起一致對外》、《全民族的生死關頭》等文章， 說這兩個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先兆，決不能視為一時一地的事情。號召全 國人民奮起反抗。 9月18日深夜，一件關係中國命運、震動全國的大事突然發生：日本關 東軍向中國東北軍駐地發動進攻。第二天，日軍侵占了瀋陽等20多座城市。 4個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九一八”事變是韜奮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發生急劇轉變的轉折點。 此後各期 《生活》周刊以抗日救亡為中心內容，並逐漸成為新聞評述性質的 周報。韜奮自己說： “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我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 同胞共赴國難；一面儘量運用我的筆桿，為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討的責任， 一面也儘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9月底，韜奮在 《生活》周刊上發表《讀〈莫斯科印象記〉》，推薦著 名學者，共產黨員胡愈之的訪蘇見聞一書。10月初，他們兩人圍繞“九一八” 事變前後國內形勢的問題長談了一次。此後，胡愈之經常給 《生活》寫國際 評論等文章，深受讀者歡迎。 11月，日軍攻占黑龍江。東北軍愛國將領馬占山在全國人民抗日浪潮的 推動下，率部奮起抵抗。韜奮立即號召 《生活》周刊的讀者捐款援助。他登 高一呼，群起響應，不到幾天，慕捐的錢竟達12萬餘元，轟動全國！韜奮後 來回憶起當時群眾踴躍捐款的盛況說： “其中有一位 ‘粵東女子’特捐所得 遺產2萬5千元，親交給我收轉。這樣愛國的熱誠和信任我們的深摯，使我 們得到很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周刊社的門口很小，熱心的讀者除郵匯捐款 絡繹不絕外，每天到門口來親交捐款的，也擠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賣菜 的小販和挑擔的村夫，在櫃檯上伸手交著幾隻角子或幾塊大洋，使人看著發 生深深的感動，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同事幾乎全體動員，收 款的收款，算帳的算帳，忙得不得了，為著急於算清以便趕早匯交前線的戰 士，我們往往延長辦公時間到深夜。” 1932年1月9日，韜奮在《生活》上宣布，本刊“最近已成為新聞評述 性質的周報，故有所論述，多以當前事實對象”，論事論人，一切以正義為 標準，他還明確指出：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資本主義制度必將崩潰，為大多 數人謀幸福的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成立。 不久，國民黨當局就派高級軍官胡宗南找韜奮談話。在抗日問題和 《生 活》周刊主張的問題上，兩人進行了長達4小時的激烈辯論。胡宗南想迫使 韜奮和 《生活》周刊改變立場，韜奮嚴正表明：“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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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於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個主張。”胡宗南 要求韜奮擁護政府抗日，韜奮機智地回答： “只擁護抗日‘政府’。不論從 哪一天起，只要 ‘政府’公開抗日，我們便一定擁護，在‘政府’沒有公開 抗日之前，我們便沒有辦法擁護。這是民意，違反了這種民意， 《生活》周 刊便站不住，對於 ‘政府’也沒有什麼幫助。”兩人話不投機，只好不歡而 散。 1月28日，日軍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戰爭，中國駐軍奮起抵抗。第二天， 《生活》周刊兩次刊發《緊急號外》，報告抗戰消息。此後，《生活》在淞 滬抗戰期間每天都發出一兩次 《緊急號外》。第三天，，韜奮發表《痛告全 國同胞書》，呼籲全國人民積極動員起來，支持義軍的愛國壯舉。韜奮還寫 了許多大聲疾呼抗戰的文章。《生活》周刊銷量激增，達到15萬5千份，創 造了當時中國雜誌界發行量的新紀錄。此外，他和 《生活》周刊的同事積極 參加戰時後方服務。根據前方戰士們的需要，他們徵集各種急需用品，還開 辦 “生活傷兵院”，為浴血抗日的負傷戰士治療。《生活》周刊深受上海人 民的信任，常常半夜三更還有人打電話來詢問前線消息。 韜奮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必須發表正確的言論和新聞來喚醒 民眾。他感到 《生活》周刊的出版周期太長，難以及時反映對重大時事問題 的意見，於是就想辦一份日報。3月底，他與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 重遠等發起，由讀者集資準備創辦 《生活日報》。他們在報上登GG，公開 招募股本，很快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響應。幾個月內，便徵集到股金15萬元 以上。群眾踴躍入股的盛況，嚇壞了國民黨政府，下令禁止這個報紙登記。 韜奮等人被迫宣告停辦，並將已收的股款附加利息全部退還股民。 7月初，韜奮在 《我們最近的趨向》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無出路則 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會義主義的這條路。”於是，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對 韜奮本人和 《生活》周刊的迫害。7月，國民黨當局以 “言論反動，毀謗黨 國”的罪名，下令禁止郵寄 《生活》周刊，甚至逮捕購閱 《生活》周刊的學 生。一些御用黨棍和無恥文人在社會上散布流言蜚語，對韜奮進行人身攻擊。 面對這些壓力，他堅定地表示： “我的態度是一息尚存，還是要干，干到不 能再干算數，決不屈服。” “至多奉送一條生得不耐煩的命，有什麼大不了 的事情！” 鑑於 《生活》周刊隨時可能被扼殺，韜奮決定把刊物和出版機構分開， 於7月在福州路384號正式設立“生活書店”。它是在1930年9月成立的“書 報代辦部”的基礎上建立的。書店採用合作社組織，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10月初，平津各報紛紛傳言，有的說 《生活》周刊已被查封，有的說韜 奮已遭通緝，甚至還有人說韜奮還接到一些南京讀者的來信，都是告訴他關 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將查封 《生活》周刊消息。他在平津的親戚也打電報來問 他安危。一時間，烏雲密布，濁浪排空，韜奮的處境極為險惡。韜奮預料《生 活》被封禁已是不可避免的。10月22日，他預先寫好《與讀者諸君告別》 一文，準備隨時在最後一期上發表。 1932年 12月，韜奮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 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被選為執行委員。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社會團體組織。 “同盟”的主要目的是營救“政治犯”，反對國民黨對青年的屠殺和非法拘 禁，以及爭取言論集會的自由。因此，國民黨特務在上海暗殺了 “同盟”秘 書長楊杏佛，並把韜奮也列入 “黑名單”。韜奮無所畏懼，冒著危險參加了
或代辦其他委託事項。它就是後來影響極大的 “生活書店”的胚胎。 從離開聖約翰大學到 1931年 8月，韜奮走上社會已整整 10年。這 10 年當中，他始終沒有擺脫 “政治清明”和“實業救國”的資產階級思想。但 是他愛國，有正義感；他不滿現狀，不畏強暴，他不謀私利，追求進步。1931 年9月，一場震驚世界的事件——九一八事變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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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周刊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國 內的政治形勢是，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抗日；國民黨政府卻奉行對外妥協投 降、對內堅持反共內戰的反動方針。這一切大大激發了韜奮的愛國熱忱，使 他逐步認清了蔣介石統治集團的真面目和反動本質，也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 望所在。在共產黨員胡愈之等人的幫助下，韜奮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積極 投身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他的思想的轉變過程，可以從《生 活》周刊中找出鮮明的痕跡。 1931年7月，日本軍警開槍射擊我國農民，旅朝僑胞慘遭屠殺。這就是 吉林 “萬寶山事件”和“朝鮮慘案”。這預示著中華民族大難將臨。韜奮在 《生活》上發表《國人應奮起一致對外》、《全民族的生死關頭》等文章， 說這兩個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先兆，決不能視為一時一地的事情。號召全 國人民奮起反抗。 9月18日深夜，一件關係中國命運、震動全國的大事突然發生：日本關 東軍向中國東北軍駐地發動進攻。第二天，日軍侵占了瀋陽等20多座城市。 4個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九一八”事變是韜奮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發生急劇轉變的轉折點。 此後各期 《生活》周刊以抗日救亡為中心內容，並逐漸成為新聞評述性質的 周報。韜奮自己說： “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我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 同胞共赴國難；一面儘量運用我的筆桿，為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討的責任， 一面也儘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9月底，韜奮在 《生活》周刊上發表《讀〈莫斯科印象記〉》，推薦著 名學者，共產黨員胡愈之的訪蘇見聞一書。10月初，他們兩人圍繞“九一八” 事變前後國內形勢的問題長談了一次。此後，胡愈之經常給 《生活》寫國際 評論等文章，深受讀者歡迎。 11月，日軍攻占黑龍江。東北軍愛國將領馬占山在全國人民抗日浪潮的 推動下，率部奮起抵抗。韜奮立即號召 《生活》周刊的讀者捐款援助。他登 高一呼，群起響應，不到幾天，慕捐的錢竟達12萬餘元，轟動全國！韜奮後 來回憶起當時群眾踴躍捐款的盛況說： “其中有一位 ‘粵東女子’特捐所得 遺產2萬5千元，親交給我收轉。這樣愛國的熱誠和信任我們的深摯，使我 們得到很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周刊社的門口很小，熱心的讀者除郵匯捐款 絡繹不絕外，每天到門口來親交捐款的，也擠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賣菜 的小販和挑擔的村夫，在櫃檯上伸手交著幾隻角子或幾塊大洋，使人看著發 生深深的感動，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同事幾乎全體動員，收 款的收款，算帳的算帳，忙得不得了，為著急於算清以便趕早匯交前線的戰 士，我們往往延長辦公時間到深夜。” 1932年1月9日，韜奮在《生活》上宣布，本刊“最近已成為新聞評述 性質的周報，故有所論述，多以當前事實對象”，論事論人，一切以正義為 標準，他還明確指出：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資本主義制度必將崩潰，為大多 數人謀幸福的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成立。 不久，國民黨當局就派高級軍官胡宗南找韜奮談話。在抗日問題和 《生 活》周刊主張的問題上，兩人進行了長達4小時的激烈辯論。胡宗南想迫使 韜奮和 《生活》周刊改變立場，韜奮嚴正表明：“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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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於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個主張。”胡宗南 要求韜奮擁護政府抗日，韜奮機智地回答： “只擁護抗日‘政府’。不論從 哪一天起，只要 ‘政府’公開抗日，我們便一定擁護，在‘政府’沒有公開 抗日之前，我們便沒有辦法擁護。這是民意，違反了這種民意， 《生活》周 刊便站不住，對於 ‘政府’也沒有什麼幫助。”兩人話不投機，只好不歡而 散。 1月28日，日軍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戰爭，中國駐軍奮起抵抗。第二天， 《生活》周刊兩次刊發《緊急號外》，報告抗戰消息。此後，《生活》在淞 滬抗戰期間每天都發出一兩次 《緊急號外》。第三天，，韜奮發表《痛告全 國同胞書》，呼籲全國人民積極動員起來，支持義軍的愛國壯舉。韜奮還寫 了許多大聲疾呼抗戰的文章。《生活》周刊銷量激增，達到15萬5千份，創 造了當時中國雜誌界發行量的新紀錄。此外，他和 《生活》周刊的同事積極 參加戰時後方服務。根據前方戰士們的需要，他們徵集各種急需用品，還開 辦 “生活傷兵院”，為浴血抗日的負傷戰士治療。《生活》周刊深受上海人 民的信任，常常半夜三更還有人打電話來詢問前線消息。 韜奮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必須發表正確的言論和新聞來喚醒 民眾。他感到 《生活》周刊的出版周期太長，難以及時反映對重大時事問題 的意見，於是就想辦一份日報。3月底，他與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 重遠等發起，由讀者集資準備創辦 《生活日報》。他們在報上登GG，公開 招募股本，很快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響應。幾個月內，便徵集到股金15萬元 以上。群眾踴躍入股的盛況，嚇壞了國民黨政府，下令禁止這個報紙登記。 韜奮等人被迫宣告停辦，並將已收的股款附加利息全部退還股民。 7月初，韜奮在 《我們最近的趨向》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無出路則 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會義主義的這條路。”於是，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對 韜奮本人和 《生活》周刊的迫害。7月，國民黨當局以 “言論反動，毀謗黨 國”的罪名，下令禁止郵寄 《生活》周刊，甚至逮捕購閱 《生活》周刊的學 生。一些御用黨棍和無恥文人在社會上散布流言蜚語，對韜奮進行人身攻擊。 面對這些壓力，他堅定地表示： “我的態度是一息尚存，還是要干，干到不 能再干算數，決不屈服。” “至多奉送一條生得不耐煩的命，有什麼大不了 的事情！” 鑑於 《生活》周刊隨時可能被扼殺，韜奮決定把刊物和出版機構分開， 於7月在福州路384號正式設立“生活書店”。它是在1930年9月成立的“書 報代辦部”的基礎上建立的。書店採用合作社組織，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10月初，平津各報紛紛傳言，有的說 《生活》周刊已被查封，有的說韜 奮已遭通緝，甚至還有人說韜奮還接到一些南京讀者的來信，都是告訴他關 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將查封 《生活》周刊消息。他在平津的親戚也打電報來問 他安危。一時間，烏雲密布，濁浪排空，韜奮的處境極為險惡。韜奮預料《生 活》被封禁已是不可避免的。10月22日，他預先寫好《與讀者諸君告別》 一文，準備隨時在最後一期上發表。 1932年 12月，韜奮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 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被選為執行委員。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社會團體組織。 “同盟”的主要目的是營救“政治犯”，反對國民黨對青年的屠殺和非法拘 禁，以及爭取言論集會的自由。因此，國民黨特務在上海暗殺了 “同盟”秘 書長楊杏佛，並把韜奮也列入 “黑名單”。韜奮無所畏懼，冒著危險參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