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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8月,廣田弘毅內閣通過《國策基準》,明確提出日本的國策是“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決定採取南北並進的戰略方針,以實現其在大東亞地區的霸權。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8月15日,日本政府發表具有宣戰性質的聲明,宣稱日本“採取斷然措施”是為了“膺懲中國”。“帝國之希望在於日華提攜……並取得日滿華三國融合提攜之實效”。同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陸相、海相拋出《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確認日本在華北的目標是所謂“實現日滿華三國共存共榮”。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會議通過《處理中國事變根本方針》,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目的美化為“在於與滿洲國及中國之合作,形成東亞和平之樞軸,並以此為核心,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11月3日,近衛內閣發表“東亞新秩序”聲明,向中國國民政府發出誘降信號。該聲明宣稱,日本的“終極目的…‘在於日滿華三國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新秩序是帝國堅定不移之方針”。11月30日,御前會議決定《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其重點是,“要結成日滿華三國睦鄰合作關係,以此作為安定東亞的樞紐,並建立共同防禦北方的態勢”。

  12月22日,近衛內閣第三次發表聲明,稱“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結合起來”,並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三項原則,即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此次近衛聲明是日本政府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面擴大,為謀求建立東亞霸權而提出的軍事政治總方針。至此,“東亞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國的政治藍圖基本成形。

  日本侵入中國後,由於中國人民的積極抗戰,多達85萬的日軍被拖在中國戰場,陷入一種長期的消耗戰。就在日本的侵華戰爭陷入僵局時,德國在歐洲卻“戰果輝煌”,使歐洲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日本統治集團認為,這是打破戰爭僵局的最好時機,希望借擴大戰爭一舉解決中國問題,以便聯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屆近衛內閣成立。一周後近衛內閣拋出的《基本國策綱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國策在於“建立以日本皇國為中心,以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主幹的大東亞新秩序”。次日,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通過《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等決議案,規定“把法屬印度支那變為軍事基地及從那裡獲取資源;獲取荷屬東印度的重要資源;占領原德屬南太平洋島嶼……及法屬島嶼等”。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胃口迅速膨脹,其殖民大帝國的政治藍圖已不再滿足於“日滿華”合作,而是在強化“日滿華”合作的基礎上,把侵略觸角伸向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妄圖打破英美等西方國家在該地區的殖民統治,而代之以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並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會見記者時宣稱,日本的外交方針在於“建立以日滿華為其一環的大東亞共榮圈”,更加明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意圖。至此,“大東亞共榮圈”作為日本對外侵略的政治戰略目標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個中國、東南亞、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內的廣大地域範圍內建立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訂。條約規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認各自在歐洲和“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權”,“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得到德意兩國的認可。

  “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是“東亞新秩序”的延伸和發展,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惡性膨脹的標誌和結果。

  偷襲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大歷史事件,它導致了美國直接參戰。從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歐洲範圍的衝突轉變為全球性的衝突。

  事件發生在1941年12月7日凌晨4點。這天正是星期日,駐紮在這裡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官兵們度過了愉快的周末。他們有的還正在酣睡,有的準備去吃飯,有的已上岸度假去了。艦艇整齊地停泊在港內,飛機也密密麻麻地排在瓦胡島的7個機場上。

  誰也不知道,一支龐大的日本艦隊正飛速駛來,這支艦隊裡有6艘航空母艦和14艘戰艦。每一艘航空母艦的飛行甲板上都排滿了雙翼展開的飛機,有的飛機掛著魚雷,有的飛機裝有巨型炸彈。

  兩個值班的美國兵在雷達監視器前悠閒地擺弄著儀器。突然,螢光屏上顯示出東北方向130海里外,一群飛機正朝珍珠港方向飛來。“敵機,敵機!”他們立即拿起電話通報了陸軍基地。

  “別神經過敏,那是我們自己的飛機。”值班軍官嘲笑地說,並告他們別多管閒事。原來,值班軍官早已接到通知,今天早晨將有一隊美國空軍飛機從本土飛來。他放下話筒,打開收音機,欣賞起音樂來。港內的其他美國士兵,甚至美軍司令部也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真實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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