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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以後，第一批成功戒除了菸癮的出會了。其中有金少山、譚小培、王瑤卿、馬連良、葉龍章、劉硯芳、譚富英、楊寶忠、徐蘭沅等；緊接著，第二批、第三批先後出會，其中有萬子和、茹富蘭、茹富蕙、王連平、方寶泉、張子壽、李玉泰等。最後，“戒菸會”里只剩下4、5個人。也就是說，該會的戒菸成功率，還是非常高的。可惜的是，孟小冬似乎沒有完全徹底地戒除。
1948年下半年，戰事日緊，孟小冬不免有些心慌，也有些不知所措。正在這時，她接到姚玉蘭的信。在信中，姚玉蘭讓她儘快離開北平去上海躲避戰禍。不僅如此，杜月笙考慮到陸路交通已經中斷，便親派門徒、黃金大戲院的後台經理汪其俊乘專機趕到北平接她。她沒有猶豫，立刻就走了，而且是坐杜月笙的專機走的。從此，她再也沒有回過北平。
來到上海後，孟小冬又一次住進“十八層樓”杜公館。這次，姚玉蘭也誠心誠意地力勸孟小冬安心住下，和他們共同生活在一起。她說了一句話令孟小冬感動不已：“讓我們像一家人一樣。”從此，他們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樣了。此時，六十出頭的杜月笙身體不好，哮喘頻發，孟小冬和姚玉蘭輪換照顧他。杜月笙在兩個愛妾的細心照料下，心情十分舒暢。
這樣的平淡安穩生活只維持了不到半年，1949年4月，眼看人民解放軍即將打過長江，上海似乎不保，因此人心慌慌。杜月笙也面臨人生選擇：一方面，蔣介石召見他，好言相勸讓他去台灣；另一方面，民主人士黃炎培、章士釗也來勸他，轉達共產黨的意見，請他留下。杜月笙有些矛盾，有些掙扎，很費了一番思慮，又再三權衡，最後，他決定，不去台灣，也不留在大陸，而是攜家帶口去香港。這個“家”這個“口”，包括孟小冬。
也許孟小冬曾經有過猶豫，她這樣跟著杜家一起走，算什麼呢？不過，回頭想想，她不跟著去，又該怎麼辦？對於無依無靠又無家無口孤獨寂寞的她來說，她早已將杜月笙、姚玉蘭當作她的親人。在杜家，她雖然無名無份，但她能真實地感受到親人的溫暖、家的溫馨。所以她選擇走，正如梅蘭芳選擇留，都很單純，沒有政治因素。
4月23日，南京解放。4天後，孟小冬隨杜月笙一家人乘坐荷蘭“寶樹雲”號客輪離開了上海。從此，她再也沒有回過上海，甚至沒有回過大陸。
抵達香港後，孟小冬他們住進位于堅尼地台18號的一套公寓。這套公寓有三室一廳，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還算是不小的。但是，杜家人口多，住在一起擠擠軋軋。杜月笙又另外租了房子，讓子女們搬了出去。這樣，孟小冬也就有了屬於她自己的一間房。她的房間布置得很清雅，牆上掛著大大小小的劇照，還擺放著一把胡琴。有一幅《武家坡》的劇照很特別，它好像是被人從中間撕開的。於是有人懷疑，那被撕掉的“人”，可能是梅蘭芳。看得出來，儘管她已經遠離了舞台，但在內心深處，對於過去了的舞台生涯和過去的人，還是很懷念的。她並非有些人想像的那樣，拋棄了過去的一切。
遠離了戰火，遠離了動盪，孟小冬感覺生活一下子變得清靜起來。平時，她仍然以照顧杜月笙病體為主。閒時，特別是杜月笙心情大好時，杜家呼朋喚友，在家裡舉辦一個小型的堂會。這時，馬連良、楊寶森、張君秋，還有琴師王瑞芝都在香港。然後，姚玉蘭唱一段，孟小冬唱一段，大家合唱一段，杜月笙也即興來一段，氣氛頗為熱烈。
孟小冬在大陸的最後半年，是在上海度過的。這個時候，梅蘭芳也在上海。不過，他倆沒有機會見面。即便有機會，恐怕他倆也不會見面。在梅蘭芳決定留下的時候，孟小冬走了。梅蘭芳選擇留，使他從此身不由己地越來越靠向政治；孟小冬選擇走，使原本就遠離政治的她離政治更遠了。
孟小冬走後一個月，上海解放了。梅蘭芳對共產黨的真正認識，就是從在上海街頭看到解放軍開始的。梅夫人福芝芳曾經回憶說：“上海解放那天清晨，蘭芳就上街了，隱隱還有槍聲。去到建國東路，看見有不少解放軍戰士睡在馬路邊。他回來高興地告訴我們，共產黨的軍隊確實已解放上海，紀律好極了。”“紀律好極了”的共產黨軍隊給梅蘭芳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
解放前，他與共產黨並無太多的接觸，始終不知道共產黨曾經以特有的方式保護過他。那是在抗戰勝利之初，他接到過駐上海中共辦事處工作人員轉來的周恩來的問候。於是，他向周信芳表示想去拜訪周恩來。然而，周恩來沒有同意。當時，梅蘭芳只猜測周恩來有些為難，卻不知道周恩來為了保護他。周恩來預料到國共合作隨時會破裂，如果此時與梅蘭芳等文化名人交往過多，一旦國共關係惡化，梅蘭芳必將受到國民黨的迫害。因此，他拒絕與梅蘭芳見面。果如他所預料，國共關係破裂後，素與共產黨關係比較密切的周信芳就倍受國民黨特務的恐嚇，而梅蘭芳安然無恙。
自上海解放到建國後一年間，梅蘭芳被各種政治活動所包圍。在這段日子裡，他頻繁參加上海、北京的各種會議，發表了各種大小講話。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觀念隨著這大大小小的會議、活動而有了明顯變化。
1948年下半年，戰事日緊，孟小冬不免有些心慌，也有些不知所措。正在這時，她接到姚玉蘭的信。在信中，姚玉蘭讓她儘快離開北平去上海躲避戰禍。不僅如此，杜月笙考慮到陸路交通已經中斷，便親派門徒、黃金大戲院的後台經理汪其俊乘專機趕到北平接她。她沒有猶豫，立刻就走了，而且是坐杜月笙的專機走的。從此，她再也沒有回過北平。
來到上海後，孟小冬又一次住進“十八層樓”杜公館。這次，姚玉蘭也誠心誠意地力勸孟小冬安心住下，和他們共同生活在一起。她說了一句話令孟小冬感動不已：“讓我們像一家人一樣。”從此，他們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樣了。此時，六十出頭的杜月笙身體不好，哮喘頻發，孟小冬和姚玉蘭輪換照顧他。杜月笙在兩個愛妾的細心照料下，心情十分舒暢。
這樣的平淡安穩生活只維持了不到半年，1949年4月，眼看人民解放軍即將打過長江，上海似乎不保，因此人心慌慌。杜月笙也面臨人生選擇：一方面，蔣介石召見他，好言相勸讓他去台灣；另一方面，民主人士黃炎培、章士釗也來勸他，轉達共產黨的意見，請他留下。杜月笙有些矛盾，有些掙扎，很費了一番思慮，又再三權衡，最後，他決定，不去台灣，也不留在大陸，而是攜家帶口去香港。這個“家”這個“口”，包括孟小冬。
也許孟小冬曾經有過猶豫，她這樣跟著杜家一起走，算什麼呢？不過，回頭想想，她不跟著去，又該怎麼辦？對於無依無靠又無家無口孤獨寂寞的她來說，她早已將杜月笙、姚玉蘭當作她的親人。在杜家，她雖然無名無份，但她能真實地感受到親人的溫暖、家的溫馨。所以她選擇走，正如梅蘭芳選擇留，都很單純，沒有政治因素。
4月23日，南京解放。4天後，孟小冬隨杜月笙一家人乘坐荷蘭“寶樹雲”號客輪離開了上海。從此，她再也沒有回過上海，甚至沒有回過大陸。
抵達香港後，孟小冬他們住進位于堅尼地台18號的一套公寓。這套公寓有三室一廳，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還算是不小的。但是，杜家人口多，住在一起擠擠軋軋。杜月笙又另外租了房子，讓子女們搬了出去。這樣，孟小冬也就有了屬於她自己的一間房。她的房間布置得很清雅，牆上掛著大大小小的劇照，還擺放著一把胡琴。有一幅《武家坡》的劇照很特別，它好像是被人從中間撕開的。於是有人懷疑，那被撕掉的“人”，可能是梅蘭芳。看得出來，儘管她已經遠離了舞台，但在內心深處，對於過去了的舞台生涯和過去的人，還是很懷念的。她並非有些人想像的那樣，拋棄了過去的一切。
遠離了戰火，遠離了動盪，孟小冬感覺生活一下子變得清靜起來。平時，她仍然以照顧杜月笙病體為主。閒時，特別是杜月笙心情大好時，杜家呼朋喚友，在家裡舉辦一個小型的堂會。這時，馬連良、楊寶森、張君秋，還有琴師王瑞芝都在香港。然後，姚玉蘭唱一段，孟小冬唱一段，大家合唱一段，杜月笙也即興來一段，氣氛頗為熱烈。
孟小冬在大陸的最後半年，是在上海度過的。這個時候，梅蘭芳也在上海。不過，他倆沒有機會見面。即便有機會，恐怕他倆也不會見面。在梅蘭芳決定留下的時候，孟小冬走了。梅蘭芳選擇留，使他從此身不由己地越來越靠向政治；孟小冬選擇走，使原本就遠離政治的她離政治更遠了。
孟小冬走後一個月，上海解放了。梅蘭芳對共產黨的真正認識，就是從在上海街頭看到解放軍開始的。梅夫人福芝芳曾經回憶說：“上海解放那天清晨，蘭芳就上街了，隱隱還有槍聲。去到建國東路，看見有不少解放軍戰士睡在馬路邊。他回來高興地告訴我們，共產黨的軍隊確實已解放上海，紀律好極了。”“紀律好極了”的共產黨軍隊給梅蘭芳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
解放前，他與共產黨並無太多的接觸，始終不知道共產黨曾經以特有的方式保護過他。那是在抗戰勝利之初，他接到過駐上海中共辦事處工作人員轉來的周恩來的問候。於是，他向周信芳表示想去拜訪周恩來。然而，周恩來沒有同意。當時，梅蘭芳只猜測周恩來有些為難，卻不知道周恩來為了保護他。周恩來預料到國共合作隨時會破裂，如果此時與梅蘭芳等文化名人交往過多，一旦國共關係惡化，梅蘭芳必將受到國民黨的迫害。因此，他拒絕與梅蘭芳見面。果如他所預料，國共關係破裂後，素與共產黨關係比較密切的周信芳就倍受國民黨特務的恐嚇，而梅蘭芳安然無恙。
自上海解放到建國後一年間，梅蘭芳被各種政治活動所包圍。在這段日子裡，他頻繁參加上海、北京的各種會議，發表了各種大小講話。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觀念隨著這大大小小的會議、活動而有了明顯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