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頁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編演抗敵劇目
承華社是解放前我組織的一個演出團體。自1922年開始到抗戰前夕，是經常演出的時期。在這期間，我編演了《西施》、《洛神》、《廉錦楓》、《太真外傳》、《俊襲人》、全本《宇宙鋒》、《鳳還巢》、《春燈謎》、《抗金兵》和《生死恨》等劇。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抗金兵》
民國六年（1917），我排演過《木蘭從軍》，加強了不少抵抗侵略的氣氛。木蘭是一位古代的女英雄，我想如果把她那種尚武精神和行動所表現的愛國思想在台上活生生地搬演出來，這對當時的社會應該是有益無損的。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了瘋狂的侵略。我當時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編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兩個戲。這兩個戲是以反抗侵略、鼓舞人心為主題的，在各地公演，得到觀眾的熱烈支持，可以反映出當時人民民族意識的高漲，人民給我的教育和鼓舞是極其深刻的。 1932年，我從北京舉家南遷，先還沒有找到住宅，暫時寄居在滄洲飯店。好些老朋友都來看我，我們正計劃著編一出有抗敵意義的新戲，可巧葉玉甫先生也來閒談。聽到我們的計劃，他說：“想刺激觀眾，大可以編梁紅玉的故事，這對當前的時事，再切合也沒有了。”我讓他提醒了，想起老戲裡本來有一出《娘子軍》，不過情節簡單，只演梁紅玉擂鼓戰金山的一段。我們不妨抓住這個事實，擴充寫一出比較完整的新戲。葉先生並且主張將戲名就叫《抗金兵》，大家一致贊同他的意見，先請他搜集資料。過了三個月，這齣《抗金兵》就在集體編寫的原則下脫稿了。它是從金兀朮設計攻打潤州演起，斬了劉豫、杜充終場的。1933年初次上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 我為了反對日本侵略演出《抗金兵》的梁紅玉，當我擂完鼓，下山與金兵交鋒時，我仿佛到了抗日戰線的前哨，為保衛祖國而投入了火熱的鬥爭。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生死恨》
《生死恨》這個戲的初稿是齊如山根據明代董應翰所寫《易鞋記》傳奇改編的，劇名仍叫《易鞋記》，原稿有三十九場。“九?一八”後我移家上海，找出這個本子，打算上演，大家琢磨了一下，感覺冗長落套，就刪節了不必要的場子，並且由大團圓改為悲劇。我們的意思是要通過這個戲來說明被敵人俘虜的悲慘遭遇，藉此刺激一班醉生夢死、苟且偷安的人，所以變更了大團圓的套子，改名《生死恨》。我們大家出主意改編，由許姬傳執筆整理，精簡為二十一場，於1936年2月26日在天蟾舞台與觀眾見面。 〔據王長發、劉華編輯的《梅蘭芳年譜》（河海大學出版社，1994年）載：《生死恨》公演後反響強烈，因而激怒了上海社會局日本顧問黑木，他通過社會局局長出面交涉，以非常時期，劇目未經批准等為藉口，通知不准上演，而梅蘭芳以觀眾要求為理由，嚴正拒絕，照演不誤。2月29日，《生死恨》在上海演出三天後，又轉到南京大華戲院連演三天，觀眾特別踴躍，排隊購票競至把票房門窗都擠壞了。〕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蓄鬚明志
1937年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上海以後，租界已成孤島，正巧香港利舞台約我去唱戲，我便於1938年末攜帶家眷從上海乘郵船到香港。在利舞台演了二十天戲，然後把劇團的同人送回北京，我就按照預定計劃，留居香港，蓄起唇髭。上海淪陷期間，有人要我唱什麼“慶祝戲”，他們要慶祝的，就是我們的恥辱；他們要笑的，我們該哭，我怎麼能唱這個戲呢！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迎接勝利
沉默了八年之後，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讀者諸君也許想像得到：對於一個演戲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年齡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樣大的損失，這損失是永遠無法補償的。在過去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鬍子，咬緊牙關，平靜而沉悶地生活著。一想到這個問題，我就覺得這場戰爭使我衰老了許多，然而當勝利消息傳來的時候，我高興得再也沉不住氣，我忽然覺得我反而年輕了，我的心一直向上飄，渾身充滿了活力，不知從哪兒飛來了一種自信，我相信我永遠不會老，正如我們長春不老的祖國一樣。前兩天承幾位外籍記者先生光臨，在談話中間問起我還想唱幾年戲，我不禁脫口而出道：“很多年，我還希望能演許多許多年呢！” 我必須感謝一切關心我的全國人士。這幾年來您們對我的鼓勵太大了，您們提高了我的自尊心，加強了我對於民族的忠誠，請原諒我的率直，我對於政治問題向來沒有什麼心得。至於愛國心，我想每一個人都是有的吧？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戲劇藝術上還有多少成就，那麼這成就應該屬於國家的，平時我有權利靠這點技藝來維持生活，來發展我的事業；可是在戰時，在跟我們祖國站在敵對地位的場合底下，我沒有權利隨便喪失民族的尊嚴，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的信念，也可以說是一個國民最低限度應有的信念，社會人士對我的獎飾，實在超過了我所可能承受的限度。《自由西報》的記者先生說我“一直實行著個人的抗戰”，使我感激而且慚愧。 輟演八年，勝利後我重登舞台，感到嗓音不如從前，我開始擔憂舞台生活的夕陽西下，幸而不久，中國人民獲得解放，新的環境，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大大地鼓舞了我，我在舞台實踐中，刻苦鍛鍊自己，經過八年的奮鬥，到1954年居然提高了一個調門，內行都認為以我的年齡而言這是很不容易的。我於是體會到，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奮鬥目標，督促自己不斷前進，就會走上頹廢消極的道路。
承華社是解放前我組織的一個演出團體。自1922年開始到抗戰前夕，是經常演出的時期。在這期間，我編演了《西施》、《洛神》、《廉錦楓》、《太真外傳》、《俊襲人》、全本《宇宙鋒》、《鳳還巢》、《春燈謎》、《抗金兵》和《生死恨》等劇。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抗金兵》
民國六年（1917），我排演過《木蘭從軍》，加強了不少抵抗侵略的氣氛。木蘭是一位古代的女英雄，我想如果把她那種尚武精神和行動所表現的愛國思想在台上活生生地搬演出來，這對當時的社會應該是有益無損的。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了瘋狂的侵略。我當時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編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兩個戲。這兩個戲是以反抗侵略、鼓舞人心為主題的，在各地公演，得到觀眾的熱烈支持，可以反映出當時人民民族意識的高漲，人民給我的教育和鼓舞是極其深刻的。 1932年，我從北京舉家南遷，先還沒有找到住宅，暫時寄居在滄洲飯店。好些老朋友都來看我，我們正計劃著編一出有抗敵意義的新戲，可巧葉玉甫先生也來閒談。聽到我們的計劃，他說：“想刺激觀眾，大可以編梁紅玉的故事，這對當前的時事，再切合也沒有了。”我讓他提醒了，想起老戲裡本來有一出《娘子軍》，不過情節簡單，只演梁紅玉擂鼓戰金山的一段。我們不妨抓住這個事實，擴充寫一出比較完整的新戲。葉先生並且主張將戲名就叫《抗金兵》，大家一致贊同他的意見，先請他搜集資料。過了三個月，這齣《抗金兵》就在集體編寫的原則下脫稿了。它是從金兀朮設計攻打潤州演起，斬了劉豫、杜充終場的。1933年初次上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 我為了反對日本侵略演出《抗金兵》的梁紅玉，當我擂完鼓，下山與金兵交鋒時，我仿佛到了抗日戰線的前哨，為保衛祖國而投入了火熱的鬥爭。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生死恨》
《生死恨》這個戲的初稿是齊如山根據明代董應翰所寫《易鞋記》傳奇改編的，劇名仍叫《易鞋記》，原稿有三十九場。“九?一八”後我移家上海，找出這個本子，打算上演，大家琢磨了一下，感覺冗長落套，就刪節了不必要的場子，並且由大團圓改為悲劇。我們的意思是要通過這個戲來說明被敵人俘虜的悲慘遭遇，藉此刺激一班醉生夢死、苟且偷安的人，所以變更了大團圓的套子，改名《生死恨》。我們大家出主意改編，由許姬傳執筆整理，精簡為二十一場，於1936年2月26日在天蟾舞台與觀眾見面。 〔據王長發、劉華編輯的《梅蘭芳年譜》（河海大學出版社，1994年）載：《生死恨》公演後反響強烈，因而激怒了上海社會局日本顧問黑木，他通過社會局局長出面交涉，以非常時期，劇目未經批准等為藉口，通知不准上演，而梅蘭芳以觀眾要求為理由，嚴正拒絕，照演不誤。2月29日，《生死恨》在上海演出三天後，又轉到南京大華戲院連演三天，觀眾特別踴躍，排隊購票競至把票房門窗都擠壞了。〕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蓄鬚明志
1937年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上海以後，租界已成孤島，正巧香港利舞台約我去唱戲，我便於1938年末攜帶家眷從上海乘郵船到香港。在利舞台演了二十天戲，然後把劇團的同人送回北京，我就按照預定計劃，留居香港，蓄起唇髭。上海淪陷期間，有人要我唱什麼“慶祝戲”，他們要慶祝的，就是我們的恥辱；他們要笑的，我們該哭，我怎麼能唱這個戲呢！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迎接勝利
沉默了八年之後，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讀者諸君也許想像得到：對於一個演戲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年齡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樣大的損失，這損失是永遠無法補償的。在過去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鬍子，咬緊牙關，平靜而沉悶地生活著。一想到這個問題，我就覺得這場戰爭使我衰老了許多，然而當勝利消息傳來的時候，我高興得再也沉不住氣，我忽然覺得我反而年輕了，我的心一直向上飄，渾身充滿了活力，不知從哪兒飛來了一種自信，我相信我永遠不會老，正如我們長春不老的祖國一樣。前兩天承幾位外籍記者先生光臨，在談話中間問起我還想唱幾年戲，我不禁脫口而出道：“很多年，我還希望能演許多許多年呢！” 我必須感謝一切關心我的全國人士。這幾年來您們對我的鼓勵太大了，您們提高了我的自尊心，加強了我對於民族的忠誠，請原諒我的率直，我對於政治問題向來沒有什麼心得。至於愛國心，我想每一個人都是有的吧？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戲劇藝術上還有多少成就，那麼這成就應該屬於國家的，平時我有權利靠這點技藝來維持生活，來發展我的事業；可是在戰時，在跟我們祖國站在敵對地位的場合底下，我沒有權利隨便喪失民族的尊嚴，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的信念，也可以說是一個國民最低限度應有的信念，社會人士對我的獎飾，實在超過了我所可能承受的限度。《自由西報》的記者先生說我“一直實行著個人的抗戰”，使我感激而且慚愧。 輟演八年，勝利後我重登舞台，感到嗓音不如從前，我開始擔憂舞台生活的夕陽西下，幸而不久，中國人民獲得解放，新的環境，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大大地鼓舞了我，我在舞台實踐中，刻苦鍛鍊自己，經過八年的奮鬥，到1954年居然提高了一個調門，內行都認為以我的年齡而言這是很不容易的。我於是體會到，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奮鬥目標，督促自己不斷前進，就會走上頹廢消極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