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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風險遭遇受困天津（3）-（圖）
“園子是沒有出事，梅老闆可受了委屈了。白白地讓他們關了兩個多鐘頭。”薛鳳池接著說，“我們是代表前後台來給您道歉的。” “過去的事也不用再提了。”我說，“我倒要請問這‘白帽’在警察署是管什麼的？他有多大的權力，可以把一個不犯法的人隨便抓來扣押嗎？” “您要談到‘白帽’，那真是令人可恨！”薛鳳池很憤慨地說，“他們是警察署的稽查，階級比巡捕高得多，什麼事情都管。這裡面自然日本人占多數，可也有中國人幹的，因為他們戴的制服帽子中間有一道白圈，所以背後人都管他們叫‘白帽’。那些中國人當了‘白帽’，自己先就認為是無上的榮耀，仗著他有日本鬼子的勢力，就橫行霸道，無惡不作。開鋪子的買賣人見他怕，不用說了，就連租界區的中國人住宅裡面，他們高興，隨便進去，借端勒索，你要是不敷衍他們，馬上就跟你為難作對，真是受盡他們的冤氣。您是不常住在此地，如果您跟這兒的朋友打聽一下，只要提起‘白帽’二字，沒有不談虎色變的。” 我聽完薛鳳池的話，實在難受極了，同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借日本人的勢力來壓迫自己的同胞呢？這種做法只是可恥，又有什麼光榮呢？ 我從天津唱完戲回到北京，熟朋友有知道這件事的都來問我。這裡面有一位張豂子先生，聽完了他告訴我一樁驚心動魄的故事。 他說：“您這次是受了一點委屈。我在天津親身遭遇到的，要比您危險多了。那時我還在天津新學書院念書。有一天經過海光寺日本兵營的門口，看見地下畫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面積占得相當寬闊，旁邊並沒有用文字說明這圈子的作用。我也一時大意，打這圈子穿過去，讓門口站的一個日本兵看見了。這還了得，他就跟野獸似地怪叫一聲，把他拿的那支上好了雪亮的刺刀的步槍，橫著端在手裡，朝我面前衝過來。我看情勢不妙，拔腿就跑。他在後面還緊追了幾步，我一口氣跑得老遠才敢停住腳。正巧路旁有一位本地的老先生冷眼旁觀，把這一幕驚險的鏡頭看得清清楚楚。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小朋友，恭喜你。你這條命算是撿著的。我告訴你，是個中國人走進他的圈子，就給你一刺刀，刺死了好在不用償命，所以死在他們的刺刀上的，已經有過好幾個人了。這不是好玩的地方，你沒有事還是少來吧！’我聽他這麼一說，想起剛才的情形，再回頭看那日本兵還露出那副猙獰可怕的面目，狠狠地望著我咧。我頓時覺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後來住久了，才知道日本租界有兩個最可怕的地方，一個是海光寺兵營的門前，一個就是警察署裡邊。” 這段故事是三十幾年前張先生親口說給我聽的。現在回想起來，很可以看出日本人從庚子年來到中國駐軍以後，處處在想顯出他們的優越地位，不論大小機會，一貫地總要造成藉口，用恐怖的手段來威嚇我們，好達到侵略的目的。這班狐假虎威的“白帽”，是看慣了他們的主子，經常在表演如海光寺兵營門口那種野蠻行為，才滅儘自己的天良，甘心做人家的爪牙的。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炸彈事件（1）-（圖）
1920年那次我到上海演《天女散花》很能叫座，到了1922年的初夏，許少卿又約我和楊小樓先生同到上海在天蟾舞台演出。我出的戲碼很多，老戲、古裝戲、崑曲都有，而《天女散女》還是一再翻頭重演的主要劇目。許少卿抓住上海觀眾的心理，大發其財。上海灘投靠外國人的流氓頭子看紅了眼，在一次演《天女散花》的時候放了炸彈，雖然是一場虛驚，但從此上海戲館事業的經營就完全落到了有特殊背景的人的手裡，成為獨占性質。正和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裡面描寫的上海紗廠以大吞小、以強凌弱的時代背景相似。 農曆五月十五我大軸演《天女散花》，倒第二是楊小樓的《連環套》，倒第三是王鳳卿的《取成都》，倒第四是小翠花（於連泉）的《馬上緣》。這天的戲碼很硬，都是最受觀眾歡迎的戲，又碰到是禮拜六，像天蟾舞台那麼大的場子，樓上下客滿，還加了許多凳子。 我的《天女散花》演到第二場，把“悟妙道好一似春夢乍醒……”四句二簧慢板唱完，念罷了詩，剛剛念了一句“吾乃天女是也”，只聽得樓上“轟隆”一聲巨響，全場立刻起了一陣騷動，樓下的觀眾不知道樓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也都跟著驚慌起來。我抬頭一看，三層樓上煙霧騰騰，樓上樓下秩序大亂。就在這一剎那間，就在我身旁的八個仙女，已經逃進後台，場面上的人也一個個地溜了，台上就剩下我一個人。 我正在盤算怎麼辦，許少卿從後台走上台口，舉著兩隻手說：“請大家坐下，不要驚慌，是隔壁永安公司的一個鍋爐炸了，請各位照常安心聽戲吧！不相干的。”在這一陣大亂的時候，觀眾就有不少丟東西的，這時候有些觀眾站起來預備要走，有些人已經擠到門口，現在聽許少卿這麼一說，互相口傳，果然又都陸續退了回來，坐到原處。我趁許少卿說話的時候，就走進了後台。一會兒工夫許少卿回到後台對管事的說：“趕快開戲。”招呼著場面的人各歸原位。 在這裡還有一個插曲。這齣戲前面的西皮、二簧由茹萊卿拉胡琴，後面散花時的兩支崑曲由陳嘉梁吹笛子，他倆曾經因為在藝術上有些不同的意見，發生了誤會，因此幾個月以來，彼此一直不交談。陳嘉梁是我的長親，教我崑曲，還給我吹笛子；茹萊卿是給我拉胡琴兼著教我練武功打把子。他們兩位不能融洽，使我非常不安，我一直就想給他們調解，總沒有適當機會。這一天三層樓上發生了響聲之後，場面的人都亂紛紛地走進了後台，陳先生下去的時候，絆了一下，茹先生立刻扶了他一把說：“小心摔著，甭忙。”陳先生說：“我心裡嚇得實在慌了，咱們一塊走。”從此他們就破除了成見，言歸於好。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們戲曲界的前輩儘管平日在藝術上各有主張，並且互不服輸，但一旦遇到患難的時候，不是乘人之危，袖手旁觀，而能消除意氣，發揮團結互助的精神，這種傳統美德，非常難能可貴，是值得後輩學習的。 經過這樣一亂，耽誤了不少時候，大家商量，就由姜六哥扮的伽藍過場。本來是應當天女念完道白，伽藍上來宣布佛旨，可是沒等他登場，就發生了這件事，如果現在要我補這場，再從慢板唱起，算了算時間也不許可，所以只好就由伽藍過場。我趁這個時候緊著改裝，預備《雲路》再上。 這件事雖然由於許少卿善於應付，壓了下去，沒有開閘，可是在繼續工作的時候，前後台的人都懷著一種沉重的心情，沒有平常那麼自然輕鬆了。等這場戲唱完，我正在卸裝，許少卿走到扮戲房間裡，向我道乏壓驚，一見面頭一句就說：“梅老闆，我真佩服你，膽子大，真鎮靜，台上的人都跑光了，你一個人紋絲不動坐在當中，這一下幫了我的大忙了。因為觀眾看見你還在台上，想必沒有什麼大事情。所以我上去三言兩語，用了一點噱頭，大家就相信了。”我問他：“究竟怎麼回事，我在台上，的確看見三層樓上在冒煙。”許少卿沉吟了一下，說道：“有兩個小癟三搗亂，香菸罐里擺上硫磺，不過是嚇嚇人的，做不出什麼大事來的。”說到這裡，朝我使了一個眼神，接著他小聲對我說：“回頭咱們到家再細談。”我聽他話裡有話，不便往下細問，草草洗完了臉，就走出後台，看見汽車兩旁多了兩個印度巡捕，手裡拿著手槍。我坐到車裡就問許少卿派來的保鏢老周：“怎麼今天多了兩個印度巡捕？”他說：“是許老闆臨時請來的。” 那一次我們仍舊住在許少卿家裡望平街平安里。回來之後，因為這一天散戲比往常晚，肚子覺得有點餓了，就準備吃點心。鳳二哥聽見我回來了，就從樓上走下來問我：“聽說園子裡出了事情，是怎回事啊？”我們正在談論這樁事，心裡納悶，許少卿也回來了。我正在吃點心，就邀他同吃。他坐在下首，我同鳳二哥對面坐著，我們就問他：“今天三層樓這齣戲究竟是怎麼回事？是跟您為難，還是和我們搗蛋呢？” 許少卿說：“這完全是沖我來的，和你們不相干。總而言之，就是這次生意太好了，外面有人看著眼紅，才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們這碗飯真不好吃呀！” 我們聽他說的話里有因，就追問他：“那麼您事先聽到什麼沒有？”他說：“有的。十天以前，我接到一封敲竹槓的信，大意說：‘您這次邀到京角，這樣好的生意，是發了財啦，請幫幫忙。’我為了應付上海灘這種流氓，省得有麻煩，就送了他們一筆錢。大概是沒有滿足他們的欲望，後來又接到一封信，語氣比頭一封更嚴重了一點，要求的數目也太大，哪裡應付得起？只有置之不理了，所以才發生今天這件事。看起來，我們開戲館的這碗飯是越來越難吃了，沒有特殊勢力的背景的人物來保鏢，簡直是干不下去了。”
“園子是沒有出事，梅老闆可受了委屈了。白白地讓他們關了兩個多鐘頭。”薛鳳池接著說，“我們是代表前後台來給您道歉的。” “過去的事也不用再提了。”我說，“我倒要請問這‘白帽’在警察署是管什麼的？他有多大的權力，可以把一個不犯法的人隨便抓來扣押嗎？” “您要談到‘白帽’，那真是令人可恨！”薛鳳池很憤慨地說，“他們是警察署的稽查，階級比巡捕高得多，什麼事情都管。這裡面自然日本人占多數，可也有中國人幹的，因為他們戴的制服帽子中間有一道白圈，所以背後人都管他們叫‘白帽’。那些中國人當了‘白帽’，自己先就認為是無上的榮耀，仗著他有日本鬼子的勢力，就橫行霸道，無惡不作。開鋪子的買賣人見他怕，不用說了，就連租界區的中國人住宅裡面，他們高興，隨便進去，借端勒索，你要是不敷衍他們，馬上就跟你為難作對，真是受盡他們的冤氣。您是不常住在此地，如果您跟這兒的朋友打聽一下，只要提起‘白帽’二字，沒有不談虎色變的。” 我聽完薛鳳池的話，實在難受極了，同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借日本人的勢力來壓迫自己的同胞呢？這種做法只是可恥，又有什麼光榮呢？ 我從天津唱完戲回到北京，熟朋友有知道這件事的都來問我。這裡面有一位張豂子先生，聽完了他告訴我一樁驚心動魄的故事。 他說：“您這次是受了一點委屈。我在天津親身遭遇到的，要比您危險多了。那時我還在天津新學書院念書。有一天經過海光寺日本兵營的門口，看見地下畫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面積占得相當寬闊，旁邊並沒有用文字說明這圈子的作用。我也一時大意，打這圈子穿過去，讓門口站的一個日本兵看見了。這還了得，他就跟野獸似地怪叫一聲，把他拿的那支上好了雪亮的刺刀的步槍，橫著端在手裡，朝我面前衝過來。我看情勢不妙，拔腿就跑。他在後面還緊追了幾步，我一口氣跑得老遠才敢停住腳。正巧路旁有一位本地的老先生冷眼旁觀，把這一幕驚險的鏡頭看得清清楚楚。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小朋友，恭喜你。你這條命算是撿著的。我告訴你，是個中國人走進他的圈子，就給你一刺刀，刺死了好在不用償命，所以死在他們的刺刀上的，已經有過好幾個人了。這不是好玩的地方，你沒有事還是少來吧！’我聽他這麼一說，想起剛才的情形，再回頭看那日本兵還露出那副猙獰可怕的面目，狠狠地望著我咧。我頓時覺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後來住久了，才知道日本租界有兩個最可怕的地方，一個是海光寺兵營的門前，一個就是警察署裡邊。” 這段故事是三十幾年前張先生親口說給我聽的。現在回想起來，很可以看出日本人從庚子年來到中國駐軍以後，處處在想顯出他們的優越地位，不論大小機會，一貫地總要造成藉口，用恐怖的手段來威嚇我們，好達到侵略的目的。這班狐假虎威的“白帽”，是看慣了他們的主子，經常在表演如海光寺兵營門口那種野蠻行為，才滅儘自己的天良，甘心做人家的爪牙的。
第三部分：風險遭遇炸彈事件（1）-（圖）
1920年那次我到上海演《天女散花》很能叫座，到了1922年的初夏，許少卿又約我和楊小樓先生同到上海在天蟾舞台演出。我出的戲碼很多，老戲、古裝戲、崑曲都有，而《天女散女》還是一再翻頭重演的主要劇目。許少卿抓住上海觀眾的心理，大發其財。上海灘投靠外國人的流氓頭子看紅了眼，在一次演《天女散花》的時候放了炸彈，雖然是一場虛驚，但從此上海戲館事業的經營就完全落到了有特殊背景的人的手裡，成為獨占性質。正和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裡面描寫的上海紗廠以大吞小、以強凌弱的時代背景相似。 農曆五月十五我大軸演《天女散花》，倒第二是楊小樓的《連環套》，倒第三是王鳳卿的《取成都》，倒第四是小翠花（於連泉）的《馬上緣》。這天的戲碼很硬，都是最受觀眾歡迎的戲，又碰到是禮拜六，像天蟾舞台那麼大的場子，樓上下客滿，還加了許多凳子。 我的《天女散花》演到第二場，把“悟妙道好一似春夢乍醒……”四句二簧慢板唱完，念罷了詩，剛剛念了一句“吾乃天女是也”，只聽得樓上“轟隆”一聲巨響，全場立刻起了一陣騷動，樓下的觀眾不知道樓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也都跟著驚慌起來。我抬頭一看，三層樓上煙霧騰騰，樓上樓下秩序大亂。就在這一剎那間，就在我身旁的八個仙女，已經逃進後台，場面上的人也一個個地溜了，台上就剩下我一個人。 我正在盤算怎麼辦，許少卿從後台走上台口，舉著兩隻手說：“請大家坐下，不要驚慌，是隔壁永安公司的一個鍋爐炸了，請各位照常安心聽戲吧！不相干的。”在這一陣大亂的時候，觀眾就有不少丟東西的，這時候有些觀眾站起來預備要走，有些人已經擠到門口，現在聽許少卿這麼一說，互相口傳，果然又都陸續退了回來，坐到原處。我趁許少卿說話的時候，就走進了後台。一會兒工夫許少卿回到後台對管事的說：“趕快開戲。”招呼著場面的人各歸原位。 在這裡還有一個插曲。這齣戲前面的西皮、二簧由茹萊卿拉胡琴，後面散花時的兩支崑曲由陳嘉梁吹笛子，他倆曾經因為在藝術上有些不同的意見，發生了誤會，因此幾個月以來，彼此一直不交談。陳嘉梁是我的長親，教我崑曲，還給我吹笛子；茹萊卿是給我拉胡琴兼著教我練武功打把子。他們兩位不能融洽，使我非常不安，我一直就想給他們調解，總沒有適當機會。這一天三層樓上發生了響聲之後，場面的人都亂紛紛地走進了後台，陳先生下去的時候，絆了一下，茹先生立刻扶了他一把說：“小心摔著，甭忙。”陳先生說：“我心裡嚇得實在慌了，咱們一塊走。”從此他們就破除了成見，言歸於好。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們戲曲界的前輩儘管平日在藝術上各有主張，並且互不服輸，但一旦遇到患難的時候，不是乘人之危，袖手旁觀，而能消除意氣，發揮團結互助的精神，這種傳統美德，非常難能可貴，是值得後輩學習的。 經過這樣一亂，耽誤了不少時候，大家商量，就由姜六哥扮的伽藍過場。本來是應當天女念完道白，伽藍上來宣布佛旨，可是沒等他登場，就發生了這件事，如果現在要我補這場，再從慢板唱起，算了算時間也不許可，所以只好就由伽藍過場。我趁這個時候緊著改裝，預備《雲路》再上。 這件事雖然由於許少卿善於應付，壓了下去，沒有開閘，可是在繼續工作的時候，前後台的人都懷著一種沉重的心情，沒有平常那麼自然輕鬆了。等這場戲唱完，我正在卸裝，許少卿走到扮戲房間裡，向我道乏壓驚，一見面頭一句就說：“梅老闆，我真佩服你，膽子大，真鎮靜，台上的人都跑光了，你一個人紋絲不動坐在當中，這一下幫了我的大忙了。因為觀眾看見你還在台上，想必沒有什麼大事情。所以我上去三言兩語，用了一點噱頭，大家就相信了。”我問他：“究竟怎麼回事，我在台上，的確看見三層樓上在冒煙。”許少卿沉吟了一下，說道：“有兩個小癟三搗亂，香菸罐里擺上硫磺，不過是嚇嚇人的，做不出什麼大事來的。”說到這裡，朝我使了一個眼神，接著他小聲對我說：“回頭咱們到家再細談。”我聽他話裡有話，不便往下細問，草草洗完了臉，就走出後台，看見汽車兩旁多了兩個印度巡捕，手裡拿著手槍。我坐到車裡就問許少卿派來的保鏢老周：“怎麼今天多了兩個印度巡捕？”他說：“是許老闆臨時請來的。” 那一次我們仍舊住在許少卿家裡望平街平安里。回來之後，因為這一天散戲比往常晚，肚子覺得有點餓了，就準備吃點心。鳳二哥聽見我回來了，就從樓上走下來問我：“聽說園子裡出了事情，是怎回事啊？”我們正在談論這樁事，心裡納悶，許少卿也回來了。我正在吃點心，就邀他同吃。他坐在下首，我同鳳二哥對面坐著，我們就問他：“今天三層樓這齣戲究竟是怎麼回事？是跟您為難，還是和我們搗蛋呢？” 許少卿說：“這完全是沖我來的，和你們不相干。總而言之，就是這次生意太好了，外面有人看著眼紅，才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們這碗飯真不好吃呀！” 我們聽他說的話里有因，就追問他：“那麼您事先聽到什麼沒有？”他說：“有的。十天以前，我接到一封敲竹槓的信，大意說：‘您這次邀到京角，這樣好的生意，是發了財啦，請幫幫忙。’我為了應付上海灘這種流氓，省得有麻煩，就送了他們一筆錢。大概是沒有滿足他們的欲望，後來又接到一封信，語氣比頭一封更嚴重了一點，要求的數目也太大，哪裡應付得起？只有置之不理了，所以才發生今天這件事。看起來，我們開戲館的這碗飯是越來越難吃了，沒有特殊勢力的背景的人物來保鏢，簡直是干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