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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寸的恰切，表現在態度的誠懇上，不諷刺，不挖苦，平等討論，不傷和氣。是論爭的對手，卻不是情感的仇敵。即以對安福部的態度為例，這些人，有親日的背景，剛剛過去的五四運動就是反日的，按說大加嘲諷，甚至謾罵，都不能說有什麼不對。胡適不是這樣，文章中也說了“有許多人自然嘲笑”，而他不嘲笑，只是由此引起感想：“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就是對那些高談主義的人，也沒有任何的不敬之辭，只是有理有據地論證，只是苦口婆心地勸導。既無冷眼旁觀的嘲諷，也無高高在上的倨傲。
如果僅僅是這樣，也就不是胡適了。更為難得的，是他對自己提出的論題的自信，是他談論這一論題時語氣的肯定。這是胡適文章的一個極為鮮明的特色，為常人所不及。他的文章是白話文，文章的語氣跟他說話的語氣是一致的。看看他說話的語氣，也可以印證他的文章的這一特色。梁實秋的口才好，也擅長演講，他對胡適說話的語氣，很是欣賞。在一篇文章中，說到胡適常寫的一副對聯時，順便說到了胡適說話的語氣。原文是這樣的：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的說。聖經里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樣。”胡先生說話並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梁實秋懷人叢錄》第194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一期，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裡，是《問題與主義》題名下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是藍志先的《問題與主義》。此文原載《國民公報》，是跟胡適討論的，原文約七千字，胡適把它刪到五千多字，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三期上發表了。編《胡適文存》時，又收了進來。第三篇是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是李給胡的一封信，或者說是以信的方式寫的一篇文章，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五期，編《胡適文存》時也收了進來。第四篇是胡適的《三論問題與主義》，第五篇是胡適的《四論問題與主義》。前一篇是反駁藍志先和李大釗的，後一篇是談輸入學理的方法的。為什麼在自己的文集裡收入他人文章，不是作為附錄而跟自己的文章排在一起呢，這是因為這場討論是朋友間進行的，他們的文章當初發表時，就是這麼初論、再論、三論、四論排下來，若不將藍志先和李大釗的文章一併排在正文裡，胡適的三論和四論就莫名其妙了。
說理的嚴密，分寸的恰切，語氣的肯定，這三個特點，在駁論文章中有著最為顯著的體現。說到這裡，順便看看當年胡適和李大釗是怎樣辯論的。李大釗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創始人，胡適後來和國民黨站在一起，後人就以為他們之間的爭論多麼的對立，多麼的尖銳，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一來當時共產黨還沒成立，李大釗是研究社會主義的，也只是從學理上研究，還未到實施的階段，二來李大釗一直是敬重胡適的，他只是在學理的層面上和胡適商榷，並非是怎樣的疾言厲色。
李大釗的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縣老家寫的，一開始就說，他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的那篇論文，發生了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胡適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李大釗和胡適商榷的問題共四個，在第一個問題中李大釗說：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62頁）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中，胡適引用了上面這段話，接下來說：
胡適的文風(5)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更偏重平等；在英國更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為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議，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可能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句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的肚裡，自然“會”起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頁）即使我們的感情更多地傾向於李大釗，也不能不承認，胡適的反駁，無論是論證的充分，說理的嚴密，態度的誠懇，與語氣的肯定上，更勝一籌。
如果僅僅是這樣，也就不是胡適了。更為難得的，是他對自己提出的論題的自信，是他談論這一論題時語氣的肯定。這是胡適文章的一個極為鮮明的特色，為常人所不及。他的文章是白話文，文章的語氣跟他說話的語氣是一致的。看看他說話的語氣，也可以印證他的文章的這一特色。梁實秋的口才好，也擅長演講，他對胡適說話的語氣，很是欣賞。在一篇文章中，說到胡適常寫的一副對聯時，順便說到了胡適說話的語氣。原文是這樣的：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發生了多少效果。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的說。聖經里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樣。”胡先生說話並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梁實秋懷人叢錄》第194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一期，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裡，是《問題與主義》題名下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是藍志先的《問題與主義》。此文原載《國民公報》，是跟胡適討論的，原文約七千字，胡適把它刪到五千多字，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三期上發表了。編《胡適文存》時，又收了進來。第三篇是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是李給胡的一封信，或者說是以信的方式寫的一篇文章，載《每周評論》第三十五期，編《胡適文存》時也收了進來。第四篇是胡適的《三論問題與主義》，第五篇是胡適的《四論問題與主義》。前一篇是反駁藍志先和李大釗的，後一篇是談輸入學理的方法的。為什麼在自己的文集裡收入他人文章，不是作為附錄而跟自己的文章排在一起呢，這是因為這場討論是朋友間進行的，他們的文章當初發表時，就是這麼初論、再論、三論、四論排下來，若不將藍志先和李大釗的文章一併排在正文裡，胡適的三論和四論就莫名其妙了。
說理的嚴密，分寸的恰切，語氣的肯定，這三個特點，在駁論文章中有著最為顯著的體現。說到這裡，順便看看當年胡適和李大釗是怎樣辯論的。李大釗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創始人，胡適後來和國民黨站在一起，後人就以為他們之間的爭論多麼的對立，多麼的尖銳，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一來當時共產黨還沒成立，李大釗是研究社會主義的，也只是從學理上研究，還未到實施的階段，二來李大釗一直是敬重胡適的，他只是在學理的層面上和胡適商榷，並非是怎樣的疾言厲色。
李大釗的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縣老家寫的，一開始就說，他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的那篇論文，發生了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胡適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李大釗和胡適商榷的問題共四個，在第一個問題中李大釗說：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62頁）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中，胡適引用了上面這段話，接下來說：
胡適的文風(5)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更偏重平等；在英國更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為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議，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可能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句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的肚裡，自然“會”起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頁）即使我們的感情更多地傾向於李大釗，也不能不承認，胡適的反駁，無論是論證的充分，說理的嚴密，態度的誠懇，與語氣的肯定上，更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