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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在寫文章上是很自負的，獨獨對胡適的文章很是佩服，在他看來，能用那樣輕鬆的白話文，把道理說得那樣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幾乎可說並世沒有第二人。
這樣看來，清楚，明白，通暢，可說是胡適文章的顯著特點。確也是的，讀胡適的文章，給你的感覺是，沒有說不清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的，沒有表達不清的感情，除非他也沒有的。這樣的文章，看起來容易，實際是很難的，沒有紮實的知識，沒有清晰的思想，沒有對自己的自信心，沒有對社會的責任心，是寫不出來的。當然，也不必諱言，胡適的文章，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梁實秋在《談志摩的散文》中對兩人的文章做過比較：“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處多於散文藝術方面；志摩的用心，卻大半在散文藝術方面。”
還是看看胡適的文章吧。《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胡適的一篇名作，發表之初就受到李大釗等人的質疑，後世受到的非議就更多了。是他一九一九年七月寫的，屬他早年的文章。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
一開頭先說，不久前他在《每周評論》里說過，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在社會的需要麼？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這些話，引用的是《每周評論》上的原文。
接下來說，他的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的幾家安福部（一個親日的政治派別，也叫安福系）的報紙上，還有日文的《新支那報》上，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他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可分三層說，便是：
第一，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辦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49—250頁）
他的看法提出來了，怎樣論證呢，這就看出胡適思想的清楚了。他說，這三條合起來看，就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影響，呈現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它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這樣一來，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都可用這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胡適的文風(3)
於此可知，胡適並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只是認為，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能空談主義，一定要研究和解決中國實際的社會問題。至少他的“少談些主義”，不是專門針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那個時期，國門剛開，湧進來的各種主義，真可說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為了儘量充分地說明自己的觀點，胡適又舉了一個例子，就是當時好多人都常掛在嘴上的“過激主義”。他反問道：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表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胡適給別人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說完這些可笑的事情，胡適自己也笑了：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這樣看來，清楚，明白，通暢，可說是胡適文章的顯著特點。確也是的，讀胡適的文章，給你的感覺是，沒有說不清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的，沒有表達不清的感情，除非他也沒有的。這樣的文章，看起來容易，實際是很難的，沒有紮實的知識，沒有清晰的思想，沒有對自己的自信心，沒有對社會的責任心，是寫不出來的。當然，也不必諱言，胡適的文章，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梁實秋在《談志摩的散文》中對兩人的文章做過比較：“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處多於散文藝術方面；志摩的用心，卻大半在散文藝術方面。”
還是看看胡適的文章吧。《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胡適的一篇名作，發表之初就受到李大釗等人的質疑，後世受到的非議就更多了。是他一九一九年七月寫的，屬他早年的文章。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
一開頭先說，不久前他在《每周評論》里說過，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在社會的需要麼？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這些話，引用的是《每周評論》上的原文。
接下來說，他的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的幾家安福部（一個親日的政治派別，也叫安福系）的報紙上，還有日文的《新支那報》上，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他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可分三層說，便是：
第一，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辦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49—250頁）
他的看法提出來了，怎樣論證呢，這就看出胡適思想的清楚了。他說，這三條合起來看，就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影響，呈現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它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這樣一來，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都可用這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胡適的文風(3)
於此可知，胡適並不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他只是認為，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能空談主義，一定要研究和解決中國實際的社會問題。至少他的“少談些主義”，不是專門針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那個時期，國門剛開，湧進來的各種主義，真可說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為了儘量充分地說明自己的觀點，胡適又舉了一個例子，就是當時好多人都常掛在嘴上的“過激主義”。他反問道：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表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胡適給別人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說完這些可笑的事情，胡適自己也笑了：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