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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覺得，日本的研究者，還是過分強調了日本文化對魯迅的影響。不管在日本期間，尼采的思想對魯迅有多大的影響，要尋找魯迅思想的脈絡，都不能離了前面提到的那兩個方面的影響。只有這三個方面的綜合的作用，才形成了或者說是組合成了魯迅思想的整體。僅僅任何一個方面的思想資源，都無法包容魯迅思想的豐富性或特異性。
魯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憑他早期的那幾篇文言論文中所說的那些話，如《文化偏至論》中所說：“尼之所希冀，則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寫，則以更革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萬眾不懾之強者也。”不光是《文化偏至論》，還有《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人之歷史》等，也就是收入《墳》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論文，我們都要辯證地看待。不管怎麼說，對這幾篇作品，魯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該書的《題記》中說過：
這是我做的嗎？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麼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現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餘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是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並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
有人說，這是魯迅的偉大的謙虛。我不這麼看，細讀這幾篇文章，作者說的這些毛病確實存在。比如冗長，比如生澀，比如怪句子和古字，歷歷在目。尤其是《摩羅詩力說》這篇，不是簡直是生湊，而是就是生湊。至於文章中的幾個詩人，先前怎樣讓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來，總得尋個說得過去的理由。
緊接上文，魯迅又說：“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這話怕也說得太過了，比如“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確。我不知道，魯迅說的這幾個詩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譯鄂戈里）、拜倫（他譯裴倫）、雪萊（他譯修黎）、濟慈（他譯契支）、荷馬（他譯鄂謨）、彭思（他譯朋思）、普希金（他譯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從五四運動到魯迅寫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這六七年間竟沒有人提起過這些詩人中的一個。
既然說這“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個，便可知其立論的不實。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報副刊》上載有仲密的文章《詩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 Byysshe Shelley，即雪萊，也即魯迅譯作修黎者也。《摩羅詩力說》中對雪萊的介紹，較之其他詩人為多，整整一節（第六節），不足兩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約三千字，不僅介紹了雪萊的生平和思想，還譯了雪萊五六節詩（有的是詩劇）。關於雪萊，周作人不光寫了這篇介紹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報副刊》上，還登載過他譯的雪萊詩《與英國人》。
雪萊、濟慈這幾個詩人，徐志摩、吳宓也多次提到過。上世紀二十年代前期，那麼多英美留學生回國了，只要一寫談英詩的文章，怎麼會不提雪萊、濟慈、彭思這些大詩人呢。真不知道魯迅寫序言那會兒是怎麼想的。不敢說心態不正常，至少也是慮事不周吧。
再就是，這篇《摩羅詩力說》，無論是篇幅還是寫法，都像是一篇“雜湊”的文章。一下子論述了七八位歐洲的著名詩人，說是對他們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寫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麼說，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受尼采思想的影響還是明顯的。
僅此三個方面的思想資源，就決定了魯迅後來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時政的雜文中，還是與對手的論戰中，都提不出什麼系統的明確的社會理念。“個人主義”、“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裡，是說不出口的。那麼他就只能是從少年時看過的書上，古代的人與事上，親歷的世事中，尋找實例的證明。所謂的理論，不過是舊文人常說的民生多艱、家國一理、修齊治平那一套空話、大話。最明顯的是，對人的評價，總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別，頂多變個法兒，把本來要斥之為小人的，反諷為“正人君子”罷了。
從魯迅那些著名的話語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資源之單調與貧乏。說來說去，全是舊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過是他的話說得絕對些罷了。你說封建時代有人吃人的事兒，他就說一部中國歷史都寫著“吃人”二字。你說“人心險惡”，他就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有的意思，別人早就說過了，到了他那兒，不過變了個說法。比如吳稚輝一九二四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五周年所寫的文章中就說過：“古書是無價值的糟粕，應該把它們從學生手上扔到茅坑裡去！”（《科學周報編輯話》）魯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讀書》中就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魯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憑他早期的那幾篇文言論文中所說的那些話，如《文化偏至論》中所說：“尼之所希冀，則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寫，則以更革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萬眾不懾之強者也。”不光是《文化偏至論》，還有《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人之歷史》等，也就是收入《墳》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論文，我們都要辯證地看待。不管怎麼說，對這幾篇作品，魯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該書的《題記》中說過：
這是我做的嗎？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麼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現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餘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是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並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
有人說，這是魯迅的偉大的謙虛。我不這麼看，細讀這幾篇文章，作者說的這些毛病確實存在。比如冗長，比如生澀，比如怪句子和古字，歷歷在目。尤其是《摩羅詩力說》這篇，不是簡直是生湊，而是就是生湊。至於文章中的幾個詩人，先前怎樣讓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來，總得尋個說得過去的理由。
緊接上文，魯迅又說：“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這話怕也說得太過了，比如“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確。我不知道，魯迅說的這幾個詩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譯鄂戈里）、拜倫（他譯裴倫）、雪萊（他譯修黎）、濟慈（他譯契支）、荷馬（他譯鄂謨）、彭思（他譯朋思）、普希金（他譯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從五四運動到魯迅寫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這六七年間竟沒有人提起過這些詩人中的一個。
既然說這“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個，便可知其立論的不實。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報副刊》上載有仲密的文章《詩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 Byysshe Shelley，即雪萊，也即魯迅譯作修黎者也。《摩羅詩力說》中對雪萊的介紹，較之其他詩人為多，整整一節（第六節），不足兩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約三千字，不僅介紹了雪萊的生平和思想，還譯了雪萊五六節詩（有的是詩劇）。關於雪萊，周作人不光寫了這篇介紹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報副刊》上，還登載過他譯的雪萊詩《與英國人》。
雪萊、濟慈這幾個詩人，徐志摩、吳宓也多次提到過。上世紀二十年代前期，那麼多英美留學生回國了，只要一寫談英詩的文章，怎麼會不提雪萊、濟慈、彭思這些大詩人呢。真不知道魯迅寫序言那會兒是怎麼想的。不敢說心態不正常，至少也是慮事不周吧。
再就是，這篇《摩羅詩力說》，無論是篇幅還是寫法，都像是一篇“雜湊”的文章。一下子論述了七八位歐洲的著名詩人，說是對他們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寫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麼說，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受尼采思想的影響還是明顯的。
僅此三個方面的思想資源，就決定了魯迅後來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時政的雜文中，還是與對手的論戰中，都提不出什麼系統的明確的社會理念。“個人主義”、“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裡，是說不出口的。那麼他就只能是從少年時看過的書上，古代的人與事上，親歷的世事中，尋找實例的證明。所謂的理論，不過是舊文人常說的民生多艱、家國一理、修齊治平那一套空話、大話。最明顯的是，對人的評價，總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別，頂多變個法兒，把本來要斥之為小人的，反諷為“正人君子”罷了。
從魯迅那些著名的話語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資源之單調與貧乏。說來說去，全是舊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過是他的話說得絕對些罷了。你說封建時代有人吃人的事兒，他就說一部中國歷史都寫著“吃人”二字。你說“人心險惡”，他就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有的意思，別人早就說過了，到了他那兒，不過變了個說法。比如吳稚輝一九二四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五周年所寫的文章中就說過：“古書是無價值的糟粕，應該把它們從學生手上扔到茅坑裡去！”（《科學周報編輯話》）魯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讀書》中就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