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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耳光扇給誰(2)
前面說過，在魯研界，張夢陽是個在資料上下了大工夫的人。他對解放後魯迅研究的水平，該是心中有數的。二○○○年王朔的文章發表後，他也寫了一篇回應的文章，說得就比較客觀，比較真實。文章名叫《我觀王朔看魯迅》，發表在當年第四期的《文學自由談》上。文中引用了他過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1995年在張家界開全國魯迅研究學術討論會時，有同仁要我談談歷時九年、編撰《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的感受。我在一再催促下終吐真言：“八十餘年的魯迅研究論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話、假話、廢話、重複的空言，頂多有百分之五談出些真見。”話一出口，全場譁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臥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責者有之。林非先生為照顧大局，說我發言欠妥，我也表示數量統計有誤，暫時收回。後來經再三統計、衡量才發現，我所說的真見之文占百分之五，並非少說了，而是擴大了，其實占百分之一就不錯，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見就謝天謝地了。試回想，我們多少學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進化論到階級論轉變說模式中重複啊！是一味詮釋、演繹別人的觀點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興起時，竟有那麼多的學有素養、功底頗厚的學者在魯迅世界觀轉變時間上爭論不休、浪費著自己寶貴的才華和只有一次的青春與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陳腐的奴性原則和傲然的“一瞥”來封殺指出其中奴性的語者！長期以來，只知演繹、詮釋、重複他人觀點的奴性研究模式與思維方法，給魯迅研究造成了多麼大的損失，給魯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世紀末的魯迅論爭》第146頁）
文中提到的林非，當時是中國魯迅研究會的副會長。
張文中還說，到如今，也就是到寫文章的二○○○年，魯研方面的文章少說也有一萬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談出了真見。
看了這些數字，只會讓人感嘆，真是禍國殃民，既害人又害己。就這一百篇，也還是個誇大了的數字。就算是一百篇吧，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寫的，比如張定璜的《魯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現代評論》上發的。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寫的。解放後最好的一部魯迅傳，是曹聚仁的《魯迅評傳》，可惜不是在大陸寫的，是在香港寫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九十年代才在大陸出版。要是把這些都除過，解放後五十年裡，一年還平均不到一篇。而那一萬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後寫的，八千篇文章除去五十篇有真見的，是七千九百五十篇。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經刊物上發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個學者，七千九百五十篇可以造就一千五百九十個學者。這將近一千六百個學者，幾乎全是做了無用功。
這就是我們的魯研界。
朱正先生是個嚴謹的學者，他說過這樣的話：
我也是寫過魯迅傳的。我們50年代寫魯迅傳，的確是把魯迅放進一個模式中去的。我當時是怎麼寫魯迅傳的呢？所有公開發表過的毛澤東著作中提到魯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為立論的基礎來發揮。（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第10頁）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這樣。還是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話之後，緊接著還說了一件事。他寫《魯迅傳略》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還沒有出版，他聽說當年評美國政府白皮書的那幾篇社論是毛主席寫的，就找來看了。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說伯夷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他就按這個意思來分析魯迅的小說《採薇》。分析一篇歷史小說的思想內涵，也要到毛澤東著作里去找依據，一點都不敢有自己的見解，可見那個時候的學者們小心到什麼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澤東的那幾句話倒好了，反正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從哪兒來的，也就不會有大的謬誤。可惜不是。這些學者總要吃飯，總要顯示自己的學術水平，怎麼辦呢，又不能跟毛澤東擰著來，那就只能是順著竿兒往上爬了。毛澤東說偉大，他一定要說更偉大，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說比鋼還硬，比金剛石還硬。有些話這樣說了只是程度的不同，還離不了大譜。有些話這樣往大里說了，就離了大譜，就成了荒誕不經。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1)
讓我們做個智力測驗。不要思考，全憑直覺回答這下面的問題：當今中國，諸多新文化運動的人物中，誰的地位最高，名氣最大？
魯迅，魯迅，還是魯迅。
我敢保證，十個人里有九個會這樣回答。唯一那個不這樣回答的，不是他心裡另有一個地位比魯迅還高、名氣比魯迅還大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世上還有個魯迅。
這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它是事實，就說它肯定是對的。
長期以來，在大陸民間和學界，都把魯迅視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一號人物。有的說是統帥，有的說是領袖，有的說是主將。有一個時期，誰要是對魯迅有所非議，那是會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讓人鄙棄的。王朔在《我看魯迅》一文中說的這段話，可視為中國人的共同心理：
前面說過，在魯研界，張夢陽是個在資料上下了大工夫的人。他對解放後魯迅研究的水平，該是心中有數的。二○○○年王朔的文章發表後，他也寫了一篇回應的文章，說得就比較客觀，比較真實。文章名叫《我觀王朔看魯迅》，發表在當年第四期的《文學自由談》上。文中引用了他過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1995年在張家界開全國魯迅研究學術討論會時，有同仁要我談談歷時九年、編撰《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的感受。我在一再催促下終吐真言：“八十餘年的魯迅研究論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話、假話、廢話、重複的空言，頂多有百分之五談出些真見。”話一出口，全場譁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臥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責者有之。林非先生為照顧大局，說我發言欠妥，我也表示數量統計有誤，暫時收回。後來經再三統計、衡量才發現，我所說的真見之文占百分之五，並非少說了，而是擴大了，其實占百分之一就不錯，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見就謝天謝地了。試回想，我們多少學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進化論到階級論轉變說模式中重複啊！是一味詮釋、演繹別人的觀點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興起時，竟有那麼多的學有素養、功底頗厚的學者在魯迅世界觀轉變時間上爭論不休、浪費著自己寶貴的才華和只有一次的青春與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陳腐的奴性原則和傲然的“一瞥”來封殺指出其中奴性的語者！長期以來，只知演繹、詮釋、重複他人觀點的奴性研究模式與思維方法，給魯迅研究造成了多麼大的損失，給魯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世紀末的魯迅論爭》第146頁）
文中提到的林非，當時是中國魯迅研究會的副會長。
張文中還說，到如今，也就是到寫文章的二○○○年，魯研方面的文章少說也有一萬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談出了真見。
看了這些數字，只會讓人感嘆，真是禍國殃民，既害人又害己。就這一百篇，也還是個誇大了的數字。就算是一百篇吧，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寫的，比如張定璜的《魯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現代評論》上發的。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寫的。解放後最好的一部魯迅傳，是曹聚仁的《魯迅評傳》，可惜不是在大陸寫的，是在香港寫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九十年代才在大陸出版。要是把這些都除過，解放後五十年裡，一年還平均不到一篇。而那一萬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後寫的，八千篇文章除去五十篇有真見的，是七千九百五十篇。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經刊物上發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個學者，七千九百五十篇可以造就一千五百九十個學者。這將近一千六百個學者，幾乎全是做了無用功。
這就是我們的魯研界。
朱正先生是個嚴謹的學者，他說過這樣的話：
我也是寫過魯迅傳的。我們50年代寫魯迅傳，的確是把魯迅放進一個模式中去的。我當時是怎麼寫魯迅傳的呢？所有公開發表過的毛澤東著作中提到魯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為立論的基礎來發揮。（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第10頁）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這樣。還是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話之後，緊接著還說了一件事。他寫《魯迅傳略》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還沒有出版，他聽說當年評美國政府白皮書的那幾篇社論是毛主席寫的，就找來看了。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說伯夷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他就按這個意思來分析魯迅的小說《採薇》。分析一篇歷史小說的思想內涵，也要到毛澤東著作里去找依據，一點都不敢有自己的見解，可見那個時候的學者們小心到什麼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澤東的那幾句話倒好了，反正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從哪兒來的，也就不會有大的謬誤。可惜不是。這些學者總要吃飯，總要顯示自己的學術水平，怎麼辦呢，又不能跟毛澤東擰著來，那就只能是順著竿兒往上爬了。毛澤東說偉大，他一定要說更偉大，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說比鋼還硬，比金剛石還硬。有些話這樣說了只是程度的不同，還離不了大譜。有些話這樣往大里說了，就離了大譜，就成了荒誕不經。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1)
讓我們做個智力測驗。不要思考，全憑直覺回答這下面的問題：當今中國，諸多新文化運動的人物中，誰的地位最高，名氣最大？
魯迅，魯迅，還是魯迅。
我敢保證，十個人里有九個會這樣回答。唯一那個不這樣回答的，不是他心裡另有一個地位比魯迅還高、名氣比魯迅還大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世上還有個魯迅。
這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它是事實，就說它肯定是對的。
長期以來，在大陸民間和學界，都把魯迅視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一號人物。有的說是統帥，有的說是領袖，有的說是主將。有一個時期，誰要是對魯迅有所非議，那是會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讓人鄙棄的。王朔在《我看魯迅》一文中說的這段話，可視為中國人的共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