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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哲學史》沒有寫完的原因，故且不論，《白話文學史》沒有寫完，按他的說法，是沒有時間，太忙，顧不上。怕不完全是這樣。胡適寫作的速度之快，常人難以想像。白天應酬不斷，晚上回來，燈下寫幾千字不是難事。八萬字的《國語文學史》寫了八個星期，不過兩個月。《白話文學史》上卷是為新月書店寫的，書店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寫書當在此後。到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跟新月的幾個朋友鬧起彆扭，要抽回自己的書稿，說“我的《白話文學史》已排好三百五十頁，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請諸公准我取回紙版，另行出版”。每頁四百二十字，三百五十頁約十五萬字。六七個月之內，寫了這麼多，且是邊寫邊發排，夠快的了。下卷已有綱目，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幾個月的時間不是抽不出來。鑑於此，只能說他後來的興趣淡了，不想寫了。若是非做不可的事，縱然忙，縱然興趣淡了，也會強打起精神抽出時間完成的，因此，這忙與淡中，怕也有無此必要的成分。
《白話文學史》的失誤(2)
以我之見，確也無此必要。在《白話文學史·引子》中，他說，他所以寫這樣一部文學史，“老實說罷，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於是他便撮錄了歷代詩文中白話的詩句與文句，反覆強調，說這就是其時中國文學的精髓之所在。這樣說，多少有附會的成分。中國詩文的歷史，向有“俗語入詩”、“俗語入文”的傳統，找幾首有白話意味的詩，找幾篇有白話意味的文，不是難事。若據此便說這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怕胡適自己也不會相信。漢代的賦，唐代的詩，宋代的文，其中心只能是文言的詩文，絕不會是白話的詩文。他最為推崇的梵志詩：“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應當說是釋家的偈語，難說是什麼白話詩。再就是，他寫《白話文學史》，原本是為白話文運動張目，要那些反對者與懷疑者相信，白話文乃中國文學的中心所在，精華所在。寫白話文，乃中國文學歷史發展的必然與歸宿。唐代以前，是最沒有白話文可言的時代，唐以下，話本起來了，小說起來了，白話文的材料滿眼都是，也就沒什麼史可寫了。再寫下去，就會違背他寫史的初衷。一條河水淌下來，就該著白話文了，你胡適先生又做了場何事？既無初創之功，又未竟賡續之業，胡先生何以建樹自己的不世之功？
再就是，胡適寫此書，其思路也是錯的。他寫的是“白話文學史”，重點在“白話”，而非他提倡的是“白話文”。白話是古已有之的，白話文卻絕不是古已有之的。他說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學，白話文是活文字，活文學，要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要以今日之是，攻昨日之非，既然白話文在歷朝歷代都占據文學的中心地位，都是其時文學之精華，那昨日又有何非可攻，今日又有何是可言？真要從文學史上找白話文的地位，應當寫的是“白話文文學史”，而不是“白話文學史”，可以說，胡適一開始寫作，就把自己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了。這才是《白話文學史》寫不下去的真正的原因。
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嚴格說來，不是什麼寫了一部《白話文學史》，而是他對漢語語法的研究，而是他對白話文的自覺自如的運用。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行者(1)
在“五四”那一茬作家與學者中，胡適是最早關注現代漢語語法，且長期從事研究，卓有成效的一個人。可惜對這一點，後人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現在知道了，胡適到北大代課之初，除了教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之外，還上過語法課。
且看他的日記上的記載。一九一八年沒有日記。一九一九年有《日程與日記》，從十一月十六日開始。這是種格式化的日記本，每天從早八時到晚十時都有格子，又分作“預算”與“實行”。若預算了而沒有實行，也要標明，比如十一月十六日預算是“作《傳》”，沒有實行，則註明“談天看書誤了”。茲將十一月與十二月里，關於編文法講義的記載抄錄如下：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預算，下午二時到五時“編文法講義”；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預算，下午七時到九時“文法講義”；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實行，下午六時到十時“作‘的’字書”；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實行，下午十時“答仲甫論‘的’字”；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預算，下午九時到十時“作傳或編文法”；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預算，下午八時“作文法講義”；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預算，下午八時到十時“編文法講義”。
直到一九二一年，還不時有關於編文法講義與研究語法的記載。比如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就有這樣的記載：“當注重文法的研究，用歸納的方法，求出‘《詩》的文法’。”
上面抄錄的日記中，寫關於“的”字的文章，及與陳獨秀（仲甫）的商榷，是胡適最早的語法研究成果。
《白話文學史》的失誤(2)
以我之見，確也無此必要。在《白話文學史·引子》中，他說，他所以寫這樣一部文學史，“老實說罷，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於是他便撮錄了歷代詩文中白話的詩句與文句，反覆強調，說這就是其時中國文學的精髓之所在。這樣說，多少有附會的成分。中國詩文的歷史，向有“俗語入詩”、“俗語入文”的傳統，找幾首有白話意味的詩，找幾篇有白話意味的文，不是難事。若據此便說這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怕胡適自己也不會相信。漢代的賦，唐代的詩，宋代的文，其中心只能是文言的詩文，絕不會是白話的詩文。他最為推崇的梵志詩：“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應當說是釋家的偈語，難說是什麼白話詩。再就是，他寫《白話文學史》，原本是為白話文運動張目，要那些反對者與懷疑者相信，白話文乃中國文學的中心所在，精華所在。寫白話文，乃中國文學歷史發展的必然與歸宿。唐代以前，是最沒有白話文可言的時代，唐以下，話本起來了，小說起來了，白話文的材料滿眼都是，也就沒什麼史可寫了。再寫下去，就會違背他寫史的初衷。一條河水淌下來，就該著白話文了，你胡適先生又做了場何事？既無初創之功，又未竟賡續之業，胡先生何以建樹自己的不世之功？
再就是，胡適寫此書，其思路也是錯的。他寫的是“白話文學史”，重點在“白話”，而非他提倡的是“白話文”。白話是古已有之的，白話文卻絕不是古已有之的。他說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學，白話文是活文字，活文學，要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要以今日之是，攻昨日之非，既然白話文在歷朝歷代都占據文學的中心地位，都是其時文學之精華，那昨日又有何非可攻，今日又有何是可言？真要從文學史上找白話文的地位，應當寫的是“白話文文學史”，而不是“白話文學史”，可以說，胡適一開始寫作，就把自己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了。這才是《白話文學史》寫不下去的真正的原因。
胡適對白話文的貢獻，嚴格說來，不是什麼寫了一部《白話文學史》，而是他對漢語語法的研究，而是他對白話文的自覺自如的運用。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行者(1)
在“五四”那一茬作家與學者中，胡適是最早關注現代漢語語法，且長期從事研究，卓有成效的一個人。可惜對這一點，後人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現在知道了，胡適到北大代課之初，除了教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之外，還上過語法課。
且看他的日記上的記載。一九一八年沒有日記。一九一九年有《日程與日記》，從十一月十六日開始。這是種格式化的日記本，每天從早八時到晚十時都有格子，又分作“預算”與“實行”。若預算了而沒有實行，也要標明，比如十一月十六日預算是“作《傳》”，沒有實行，則註明“談天看書誤了”。茲將十一月與十二月里，關於編文法講義的記載抄錄如下：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預算，下午二時到五時“編文法講義”；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預算，下午七時到九時“文法講義”；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實行，下午六時到十時“作‘的’字書”；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實行，下午十時“答仲甫論‘的’字”；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預算，下午九時到十時“作傳或編文法”；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預算，下午八時“作文法講義”；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預算，下午八時到十時“編文法講義”。
直到一九二一年，還不時有關於編文法講義與研究語法的記載。比如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就有這樣的記載：“當注重文法的研究，用歸納的方法，求出‘《詩》的文法’。”
上面抄錄的日記中，寫關於“的”字的文章，及與陳獨秀（仲甫）的商榷，是胡適最早的語法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