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頁
同是這位J.B.格里德先生，在他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中，則乾脆說：“胡適一直為他作為這場運動的發起人所起的作用感到驕傲，而且比起他其他的種種努力來，這點也是尤應值得人們紀念的。”（第84頁）
就是陳獨秀，後來也改變了看法。一九四○年，蔡元培去世後，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說過：“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現在可以說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其主將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這三個人。若有個區分的話，應當說，蔡元培是一位統帥，陳獨秀和胡適兩位是這位統帥帳下的兩員主將。
說統帥未免虛幻。若論戰功，這三個人都是主將。同是主將，他們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蔡元培是社會環境的創造者，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任北京大學校長，沒有他的到來，沒有他對北大的改革，就不可能聚集起那麼一大批優秀人才，也就不可能在兩年後引發五四運動。陳獨秀和胡適都是他引進北大的，是他給了他們一個環境，才有他們後來的發展。陳獨秀是輿論陣地的創建者，沒有他辦《新青年》，且在很短的時間內造成那麼大的聲勢，就不可能起到開啟民智、號召民眾的作用。正是有了《新青年》，才有了胡適的參與。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正是胡適提倡白話文而肇其端的。胡適是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這個方面軍的當之無愧的主將。沒有他率先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新文化運動總要遲上好多年，也不會有那麼明確的指向性。
可以這樣說，蔡元培是一位韜略深遠，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將，陳獨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將，而胡適則是一位勇於除舊布新，注重建設的主將。正是他們三人的積極配合，互相欣賞，各自發揮各自的最大的能力，這才造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初期那種生機蓬勃的浩大局面。
真正的自由是什麼(1)
胡適在寫信。給陳獨秀寫信。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間，為的是晨報館被燒的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晨報副刊》。先是《社會周刊》發表了陳啟修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嗎》，接著《晨報副刊》發表了張奚若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正式引發了“蘇俄仇友”的大辯論。其中張奚若的觀點最為激烈。在下一篇文章《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中，張氏坦言：“我在這篇文章中不但要說蘇俄是我們的敵人，並且還要說他是比帝國主義者更厲害的敵人。”
其時國民黨正在採取“聯俄”的方針，對《晨報》是什麼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這年十一月底，在國民黨人組織領導之下，北京發生了反對段祺瑞政府的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示威活動達到高潮，約五萬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大遊行。部分遊行群眾，激於義憤，搗毀並焚燒了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
事後的一天，陳獨秀和胡適在一起談起來，胡適說了自己的意見，陳獨秀反問：
“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幾天後，胡適給陳獨秀寫了封長信。先說：五六天以來，你的這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接下來寫道：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已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5頁）
為了能打動陳獨秀的心，胡適還舉了當年的一個例子：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最後說：
就是陳獨秀，後來也改變了看法。一九四○年，蔡元培去世後，陳獨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說過：“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現在可以說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其主將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這三個人。若有個區分的話，應當說，蔡元培是一位統帥，陳獨秀和胡適兩位是這位統帥帳下的兩員主將。
說統帥未免虛幻。若論戰功，這三個人都是主將。同是主將，他們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蔡元培是社會環境的創造者，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任北京大學校長，沒有他的到來，沒有他對北大的改革，就不可能聚集起那麼一大批優秀人才，也就不可能在兩年後引發五四運動。陳獨秀和胡適都是他引進北大的，是他給了他們一個環境，才有他們後來的發展。陳獨秀是輿論陣地的創建者，沒有他辦《新青年》，且在很短的時間內造成那麼大的聲勢，就不可能起到開啟民智、號召民眾的作用。正是有了《新青年》，才有了胡適的參與。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正是胡適提倡白話文而肇其端的。胡適是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這個方面軍的當之無愧的主將。沒有他率先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新文化運動總要遲上好多年，也不會有那麼明確的指向性。
可以這樣說，蔡元培是一位韜略深遠，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將，陳獨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將，而胡適則是一位勇於除舊布新，注重建設的主將。正是他們三人的積極配合，互相欣賞，各自發揮各自的最大的能力，這才造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初期那種生機蓬勃的浩大局面。
真正的自由是什麼(1)
胡適在寫信。給陳獨秀寫信。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間，為的是晨報館被燒的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晨報副刊》。先是《社會周刊》發表了陳啟修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嗎》，接著《晨報副刊》發表了張奚若的《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正式引發了“蘇俄仇友”的大辯論。其中張奚若的觀點最為激烈。在下一篇文章《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中，張氏坦言：“我在這篇文章中不但要說蘇俄是我們的敵人，並且還要說他是比帝國主義者更厲害的敵人。”
其時國民黨正在採取“聯俄”的方針，對《晨報》是什麼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這年十一月底，在國民黨人組織領導之下，北京發生了反對段祺瑞政府的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示威活動達到高潮，約五萬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隨後舉行大遊行。部分遊行群眾，激於義憤，搗毀並焚燒了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
事後的一天，陳獨秀和胡適在一起談起來，胡適說了自己的意見，陳獨秀反問：
“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幾天後，胡適給陳獨秀寫了封長信。先說：五六天以來，你的這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接下來寫道：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已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55頁）
為了能打動陳獨秀的心，胡適還舉了當年的一個例子：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