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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時，你的襯衫怎麼髒了？」每當母親皺起眉，我就知道她又要開始那套喋喋不休的理論，被她驕傲地稱之為『成功的教育』。
「學校里有一隻流浪貓，」我記得自己誠實地說，「我摸他的時候，爪子蹭到了衣服上。」
她立刻豎起眉，緊得像是能擠死一隻蒼蠅，猩紅色的唇和手指在我眼前亂晃，一開一合：「學校里有流浪貓？你之前怎麼沒告訴過我？你碰完以後有沒有洗手？知不知道貓上面有多少細菌？不行，我必須得給你們學校打個電話，國際學校怎麼能這麼不重視衛生問題？竟然還放流浪貓進來......」
「媽，我過洗手了，」我想要讓她看見我，聽見我的聲音，「而且他一點也不髒。」
她只是用我一貫熟悉的眼神瞥來一道，就像在說『小孩子懂什麼』，然後撥通學校的電話，就像每天晚上與父親在餐桌上的爭吵，對著電話喋喋不休，用那些偏執的理由投訴一隻小小的流浪貓。
在我模糊的記憶里，母親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可千萬不能丟了我和你爸的面子』。鄰居看見我父親，會敬服地叫他一聲『蔣醫生』，談起母親，會用嘖嘖稱讚的口吻說『一個女人能坐上高管的位置，可真要點本事』。一個醫生，一個高管，關上門在飯桌上，也能為了洗碗的分工而吵到面紅耳赤。
為什麼不離婚？我很想問他們這個問題，無數次夾在爭吵當中，這句話在耳邊旋繞，在嘴邊呼之欲出。對外人總是儒雅客氣的父親氣得摔了一隻碗，指著母親說我當初怎麼娶了你這種女人？母親往往不甘示弱，冷笑著回以你有本事就出去找三兒，別再回這個家。我坐在旁邊，埋頭吃著嘗不出味道的米飯，想把那句環繞在心頭一遍又一遍的話竭力喊出來，為什麼不離婚？
他們的婚姻就像是用紙糊出來的房子，光鮮亮麗的外殼藏住不堪一擊的內核，做任何事情，哪怕只是打開電視，倒一杯水，也能找出千萬個作為爭吵的理由。我是他們唯一的妥協，可以統一戰線的共識點，母親心情好的時候會蹲下身摸我的頭，溫柔地說：「秋時，下次要是能考的更好，媽帶你去吃麥當勞。」她心情不好時就像是來臨的暴風雨，露出可怕的，張牙舞爪的一面，用尖銳的嗓子喊道：「你看看這次的成績，比上次退步了整整七分，下次是不是就要變成十分，二十分？我給你報這個班那個班，犧牲那麼多時間督促你學習，你就是考出這個成績報答我的？蔣秋時，你是不是要和你爸一樣氣死我才好？吃飯，考的那麼差你哪來的臉吃飯？回你的房間好好反思，睡覺前寫出一篇檢討，作業也趕緊寫，不寫完不許睡覺！」
如果讓鄰居家的孩子回望童年，應該會是學校旁邊廉價好吃的零嘴，每天玩得髒兮兮的衣服球鞋，和小夥伴湊錢買的漫畫書與卡片。而不是我記憶里永遠不停歇的爭吵，做到深夜的功課，無論如何也不許弄髒的衣服。記得有次放學路上碰到鄰居家的孩子，他好奇地問我：「秋時哥，你下課了都不用出去玩的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幾乎是本能的，下意識的，從腦海里搜刮出母親最想聽到的回答：「不用，我更喜歡學習。」
不是這樣的，我不想要日復一日的面對課本，我想要逃離這個家，逃離他們極端的控制，無數次夢見生在一個正常的家庭，我看見夢裡父母陌生又溫暖的笑臉，湧上前所未有的滿足和喜悅，而睜開眼望著熟悉的天花板，無力與絕望壓得我無法喘息，臉上濕潤一片，胸口也冷得潮濕。
記得是在十八歲那年，又是熟悉的飯桌，熟悉的爭吵，那些翻來覆去的話我聽了一年又一年，身體比腦子先一步做出行動，我第一次放下碗筷，抬起頭，平靜地掃過那兩張不再年輕，脹得通紅的臉，問道：「你們為什麼不離婚？」
他們愣住了，整齊地停下對彼此的指責，然後看向我，好像在看一個陌生的，不可理喻的什麼人，於是他們又找到了統一戰線的默契，將刺向對方的利刃對向我，奮力發泄。
我深知這樣的家庭是扭曲的，我也好像在逐漸扭曲，離原本的自己越來越遠。
在國外的那幾年是鮮少的放鬆，我結識了一些朋友，學習了不少東西，但我並不想留下，記憶里承載了太多陰暗的家鄉仍然在召喚我回去，我還有些零星的念頭沒有實現，我還在尋找老師曾說過『好好生活』的動力。我經常告訴自己，前半生已經過的這麼糟糕，未來再可怕又會糟糕到哪裡去？
人常說醫者不自醫，身為神經內科專家的父親在晚年的開始被癌症奪走了自由。印象里總是站得筆挺的父親被病魔折磨得連坐起身都變的費勁，母親埋怨他，沒有一天不在詛咒父親『去死』，可還是拿了家裡的所有積蓄給他治病，簽下手術同意書時連猶豫都不曾有。
這場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在他們定好的那條軌道上，哪怕已經病入膏肓，自顧不暇，父親也不忘把我叫到跟前，一遍又一遍用滄桑的聲音告訴我『結婚』與『生子』。我永遠是孤軍奮戰，而他們總會在我的事情上產生出奇的默契，一次相親，我認識了邵琴，目光相對的那一刻，我們都在對方眼裡看到了同一個鮮明的目的。
「結婚以後，我們就是法律上的夫妻，」她說，「我不管你心裡有沒有別人，會不會出去偷腥，只要你別染上病連累我，也別把人帶到我面前，盡到一個丈夫的責任，我就不會管你。當然同樣，你也不能干涉我出去見什麼人，交什麼朋友，我們給彼此留下一點空間，你要是沒有異議，我們可以先安排父母見面，商量婚禮的時間。」
「學校里有一隻流浪貓，」我記得自己誠實地說，「我摸他的時候，爪子蹭到了衣服上。」
她立刻豎起眉，緊得像是能擠死一隻蒼蠅，猩紅色的唇和手指在我眼前亂晃，一開一合：「學校里有流浪貓？你之前怎麼沒告訴過我？你碰完以後有沒有洗手？知不知道貓上面有多少細菌？不行，我必須得給你們學校打個電話，國際學校怎麼能這麼不重視衛生問題？竟然還放流浪貓進來......」
「媽，我過洗手了，」我想要讓她看見我，聽見我的聲音，「而且他一點也不髒。」
她只是用我一貫熟悉的眼神瞥來一道，就像在說『小孩子懂什麼』，然後撥通學校的電話，就像每天晚上與父親在餐桌上的爭吵，對著電話喋喋不休，用那些偏執的理由投訴一隻小小的流浪貓。
在我模糊的記憶里，母親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可千萬不能丟了我和你爸的面子』。鄰居看見我父親，會敬服地叫他一聲『蔣醫生』，談起母親，會用嘖嘖稱讚的口吻說『一個女人能坐上高管的位置，可真要點本事』。一個醫生，一個高管，關上門在飯桌上，也能為了洗碗的分工而吵到面紅耳赤。
為什麼不離婚？我很想問他們這個問題，無數次夾在爭吵當中，這句話在耳邊旋繞，在嘴邊呼之欲出。對外人總是儒雅客氣的父親氣得摔了一隻碗，指著母親說我當初怎麼娶了你這種女人？母親往往不甘示弱，冷笑著回以你有本事就出去找三兒，別再回這個家。我坐在旁邊，埋頭吃著嘗不出味道的米飯，想把那句環繞在心頭一遍又一遍的話竭力喊出來，為什麼不離婚？
他們的婚姻就像是用紙糊出來的房子，光鮮亮麗的外殼藏住不堪一擊的內核，做任何事情，哪怕只是打開電視，倒一杯水，也能找出千萬個作為爭吵的理由。我是他們唯一的妥協，可以統一戰線的共識點，母親心情好的時候會蹲下身摸我的頭，溫柔地說：「秋時，下次要是能考的更好，媽帶你去吃麥當勞。」她心情不好時就像是來臨的暴風雨，露出可怕的，張牙舞爪的一面，用尖銳的嗓子喊道：「你看看這次的成績，比上次退步了整整七分，下次是不是就要變成十分，二十分？我給你報這個班那個班，犧牲那麼多時間督促你學習，你就是考出這個成績報答我的？蔣秋時，你是不是要和你爸一樣氣死我才好？吃飯，考的那麼差你哪來的臉吃飯？回你的房間好好反思，睡覺前寫出一篇檢討，作業也趕緊寫，不寫完不許睡覺！」
如果讓鄰居家的孩子回望童年，應該會是學校旁邊廉價好吃的零嘴，每天玩得髒兮兮的衣服球鞋，和小夥伴湊錢買的漫畫書與卡片。而不是我記憶里永遠不停歇的爭吵，做到深夜的功課，無論如何也不許弄髒的衣服。記得有次放學路上碰到鄰居家的孩子，他好奇地問我：「秋時哥，你下課了都不用出去玩的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幾乎是本能的，下意識的，從腦海里搜刮出母親最想聽到的回答：「不用，我更喜歡學習。」
不是這樣的，我不想要日復一日的面對課本，我想要逃離這個家，逃離他們極端的控制，無數次夢見生在一個正常的家庭，我看見夢裡父母陌生又溫暖的笑臉，湧上前所未有的滿足和喜悅，而睜開眼望著熟悉的天花板，無力與絕望壓得我無法喘息，臉上濕潤一片，胸口也冷得潮濕。
記得是在十八歲那年，又是熟悉的飯桌，熟悉的爭吵，那些翻來覆去的話我聽了一年又一年，身體比腦子先一步做出行動，我第一次放下碗筷，抬起頭，平靜地掃過那兩張不再年輕，脹得通紅的臉，問道：「你們為什麼不離婚？」
他們愣住了，整齊地停下對彼此的指責，然後看向我，好像在看一個陌生的，不可理喻的什麼人，於是他們又找到了統一戰線的默契，將刺向對方的利刃對向我，奮力發泄。
我深知這樣的家庭是扭曲的，我也好像在逐漸扭曲，離原本的自己越來越遠。
在國外的那幾年是鮮少的放鬆，我結識了一些朋友，學習了不少東西，但我並不想留下，記憶里承載了太多陰暗的家鄉仍然在召喚我回去，我還有些零星的念頭沒有實現，我還在尋找老師曾說過『好好生活』的動力。我經常告訴自己，前半生已經過的這麼糟糕，未來再可怕又會糟糕到哪裡去？
人常說醫者不自醫，身為神經內科專家的父親在晚年的開始被癌症奪走了自由。印象里總是站得筆挺的父親被病魔折磨得連坐起身都變的費勁，母親埋怨他，沒有一天不在詛咒父親『去死』，可還是拿了家裡的所有積蓄給他治病，簽下手術同意書時連猶豫都不曾有。
這場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在他們定好的那條軌道上，哪怕已經病入膏肓，自顧不暇，父親也不忘把我叫到跟前，一遍又一遍用滄桑的聲音告訴我『結婚』與『生子』。我永遠是孤軍奮戰，而他們總會在我的事情上產生出奇的默契，一次相親，我認識了邵琴，目光相對的那一刻，我們都在對方眼裡看到了同一個鮮明的目的。
「結婚以後，我們就是法律上的夫妻，」她說，「我不管你心裡有沒有別人，會不會出去偷腥，只要你別染上病連累我，也別把人帶到我面前，盡到一個丈夫的責任，我就不會管你。當然同樣，你也不能干涉我出去見什麼人，交什麼朋友，我們給彼此留下一點空間，你要是沒有異議，我們可以先安排父母見面，商量婚禮的時間。」